新世纪以来,中非关系迅猛发展,举世瞩目。但中国在非存在也引起了广泛争论。虽然有些批评是成立的,但更多的却似乎与数据、事实以及非洲民众的感观不符,造成了很多误解。
新世纪以来,中非关系迅猛发展,举世瞩目。但中国在非存在也引起了广泛争论。虽然有些批评是成立的,但更多的却似乎与数据、事实以及非洲民众的感观不符,造成了很多误解。
论调一:中非关系近年来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中国向非洲提供了一种比“华盛顿共识”更容易接受的经济意识形态,或者叫“北京共识”。
有关中国经济成功和“华盛顿共识”相矛盾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人为地把两者引向冲突,让人误以为两者在非洲打一场后冷战时代的代理人战争。这种非“东”即“西”的思维过度强调了意识形态在非洲国家政策取向中的地位。中国确实提供了一种与非洲打交道的新方式,但并未向非洲提供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增长模式。
论调二:在中非贸易中,非洲只向中国出口矿产资源,中国则向非洲出口大量工业制成品,中非贸易对非洲经济增长乘数效应有限,中国对非出口使非洲制造业“空心化”。
中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资源能源密集型阶段,而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从非洲大量进口能源资源不足为奇。而且这一状况并不仅限于中非贸易,非洲与主要贸易伙伴都存在类似情况。
中国政府已经主动采取了建设性举措,努力实现从非洲进口商品的多元化。
论调三:中国作为大国在与非洲打交道时占据不公平优势。
在一些非洲和区外人士看来,中非关系是一个强大和有战略的中国面对一帮弱小且凝聚力不强的非洲国家。中国对非洲影响巨大,非洲对中国影响则小得多。还有人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新重商主义”。中国企业通常采用“垂直融入模式”开展对非合作。中国公司和工人全程参与项目设计、施工、管理以及物资和技术,基本与项目所在地“绝缘”。即使有些中国企业雇用当地劳工,往往也限制向他们转让技能。这意味着中国项目对当地的技术和技能转移微乎其微。
中国公司已经认识到并着手纠正这些问题。当地需求已成为中国企业拓展非洲市场的5个优先考虑因素之一。2008年统计数字表明,除安哥拉和塞拉利昂外,在非中国公司85%的员工来自当地。中国企业也更加重视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
论调四:中国本着不干涉内政原则同非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援助,事实上帮助非洲“流氓”国家化解了政治经济改革压力,助长了它们侵犯人权、破坏生态环境和压榨劳工的行为。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给援助附加市场、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条件。这并没有给非洲国家带来发展。许多非洲国家政策制定者也认为,给援助附加条件侵犯了非洲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财政政策、实现发展的空间。中国资本则通常不附加条件,并在同传统捐助国的竞争中抢得了先机。有人因此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抵消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鼓励反腐和良政的努力。
总的来说,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在世界政治经济层面,中国在非存在也有重要意义。非洲应及时制订与中国打交道的清晰计划,构建确保从国际社会转变对非看法中获益的战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