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新，2011那场惨烈的酒局

二、

惶恐。迎新。

开始迎新。

朋友在远方发来信息，问，新闻里说着火的那栋楼是不是你们小区？你是否安然？

公历2012伊始的一个午后，慵懒的午饭正准备结束，商量着是否要去外面转一转。闻到一种烧焦了的味道，待看阳台，有烟上来，但没放在心上，母亲依着以往的习惯，以为是闲散人员点燃了路边的树。再待一会，发现是黑色的浓烟不受控制地窜上来，行至阳台，欲打开窗户一看究竟，浓烟已熏得眼睛打不开窗户，以为是楼下出问题，怕起来。忙让一队人马撤离。随后把钱包、证件、笔记本等从认为可能危险的书房，搬到客厅。

楼上跑下穿着睡衣的一家人，女主人手上紧握着三个钱包……背包、锁门、下楼。路过三楼，敲门，说可能是二楼，路过二楼，敲门，没人，已下至一楼的人对我说，“不是我们单元，是隔壁单元”，终于不那么紧张。

行至地面，隔壁单元的一层正不明原因的滚滚浓烟滚，已有人用暴力打开玻璃。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声音……那个穿着粉红色系睡衣的楼上邻居用下巴紧紧抵住到她胸口女儿的头，母女俩瑟瑟发抖。

越来越多的人们聚拢过来，他们在那里紧张地围观，想看现场，又担心伤害，紧张之余一副随时准备紧急撤离的姿态。不明原因之前，所有人都认为整懂楼出了问题。人们在那里好奇、议论。

谁从楼下刚刚下来，谁又是从外面好奇而至，每个人的脸上写着这场不明原因的火灾带给他们不同的感受。

你理解不了我仓皇逃窜而下的惶恐，我理解不了你旁观而至的好奇。

如同最近与母亲的一场对决，母亲稍有不适，我惶恐之至。带着母亲找医生，做检查。刚开始母亲配合我，后来因为医生每次诊断都会说“无碍，随诊，不需做检查，不需吃药”，母亲开始认为我太多余。

瞒着母亲，将一个检查费用先缴了上去，自认为，母亲会心疼我的钱从而答应去做检查。但，我想错了。

我在那里装作无意地劝，慢慢开始觉得不对劲，母亲哭了，我傻了。接下来着手去医院做退款手续。并一再对母亲表示，不会再提医院一事。

我一度认为，母亲理解不了曾经那场变故带给我对人生种种的惶恐，而妹妹则对我说，你理解不了母亲对去医院的惶恐，“老家的人都怕去医院，因为怕花钱，真正去医院，往往都是觉得痛苦得不能忍受了”，同时，我又是否理解那场人生变故带给母亲的惶恐？母亲有着我所不能理解的多重对人生对医院的惶恐，而我将我对人生的单一的惶恐以所谓的孝顺的外衣强加在母亲身上，我是真的从母亲角度出发地孝顺？还是只为让自己更心安？缘于骨子里的自私，让我静下心来开始自责：太没有生活智慧。

慢慢开始衰老的母亲越来越像个孩子，那种没落的神情总是如影随形，人生荒凉的无奈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看到我在工作，母亲悄悄地走过来，慢慢地坐在我旁边，就那么看着。看到我忙起来，母亲心疼得舍不得花钱，看到我闲下来，又担忧得不敢花钱，像个孩子般单纯幼稚地操着儿女的心，我像对着孩子那样地对母亲说，“有我，不怕”。

惨烈地辞旧后，我们渴望此岸到彼岸地迎新。我们希望一些东西会成为一座桥，它碰巧可以连接此岸到彼岸，那座桥形状优美，有一个漂亮而孤独的弧度，它承载着过往，连接着未来，负担丢弃，也负担重新拾起。于是，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试图寻找生活中可以带给我们这种能量以至改变的桥，那些可以成为桥的东西最后落脚是人生中的细节，很多细节微小又微小。

碰巧，那场别于2011的惨烈成为了我的桥，我希望以它到彼岸。

三、

理想。记者。

渐入中年。

我是一个基层的记者。实际上，从我对自我规划的角度而言，从未对年龄与职业的关系产生困惑，如刚入行时，一前辈所说，记者是一辈子的职业。

当周围的记者开始出现90后，当大家都在讨论，记者是青春饭，30岁依然是基层记者，是混得不好的标志，也当有人说，国外的记者40、50岁依然是一线，他们没被称为“资深”、“高级”或者“主笔”，当有人讨论记者的职业素养时，我在想我的职业生涯的前方在何处？我能否成为我希望的那样的记者？我能否给人们带来真正有用的东西？那么，又有一个新的概念的界定，就是什么才是这个社会真正有用的？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当对职业刚有模糊认识，选择中文专业时，邻居姐姐问，学中文？将来做什么？我说，做记者。邻居姐姐问，是举着东西很多人围着一个人让他说话，还被别人追赶着的那种么？我说，不是。因着记者一职，在家乡，或者被嗤之以鼻，因为他们经常遇到“交钱，写稿”的记者，或者被认为有着某种神通，可以让那个离居住区很近的冒着黑烟的化工厂销声匿迹，可以让涉嫌卖假种子的种子公司受到惩罚，可以让强拆强占不发生在家乡，可以让计划生育不要再充满野蛮和暴力，只是，那个化工厂依然顽固地在那里挺立并每天都冒着黑烟，那个涉嫌卖假种子的公司在这里关闭以后去了别处又开起了公司，那个乡亲承包下来的土地依然被强制收回，新建的厂房轰然被推，负责计划生育的依然是那几个满脸横肉的人，那间黑屋里，依然每天都关满了人，或6月怀胎直接被流产，或婆婆被打摔至骨折。

其实，事实上，我知道我对记者的真正概念还没有认知。

真正的记者是什么？我认知的发现并且记录是否可以满足真正记者的要求和条件？而我想对我人生承担的，是否只有记者这个职业才能赋予？记者这个职业，究竟让我在一个链条面前承受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要思考，别人会发笑的问题。

未来如新，过往未免过轻。

如果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真的太俗。如果说，天总是会亮的，会被认为是太悲观。事实上，真正的悲观从来都不是这般来呈现悲观。只是，一切真的都会好起来，那条一贯的光明的尾巴终于又不免俗套地窜了出来。

往回看看理想的模样，向前探一探未来岁月的轮廓，在理想的这条道路上，开始走上了那座通往彼岸的桥。一切，真的如新。

再推开家门，两岁半外甥迎上前来，抱着我的腿，仰着脸问“大姨，今天又喝多了吗？”

母亲则在一旁学我喝酒后的样子，低着头，弯着腰，愣愣地踉跄前行，“就像一个小老头”。

妹妹挺着肚子，双手扶在腰间，那里有一个宝宝几个月后将会以一声啼哭为开场白出现在这个世间，她模仿我脖子以上部位，那一脸混沌地茫然。

男人则在电话里责怪对我管束不多，由着我太过任性。

欢笑一团。

所有的一切，就像是阳光，祥和、安好地透出重重阴霾照在我的当下，我现有的全部生活里，我眯着眼望向它，裂开嘴，笑了。

启开以后放了两个月的黄酒，悄然散去了它的酒味。将之慢慢加温，放入母亲特意买回的姜丝，夜晚因它也开始产生渐渐的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