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合同挑动湖北监利政绩神经

每经记者 刘晓杰 发自湖北监利、仙桃

这是一个听起来有点荒唐的故事。7年前，在各种力量的强势撮合下，位列中国无纺布行业前三名的湖北新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相中”了邻县监利并与之“联姻”。就在众人举杯庆祝招商成功的时候，另一家集体企业却被要求“必须做出牺牲”，将全部土地、房产、设备及附着物以年租金25万元的低价租给容城镇政府，容城镇政府转手将其以零租金租给新发塑料，为当年该县的招商引资添上了重重一笔。

然而，时过境迁，一份神秘租赁合同的出现，使得这家牺牲了7年的集体企业，终于盼来了收回厂子的曙光，而昔日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却面临即将被扫地出门的窘境。当年那些牵线搭桥的主事官员们早已就职他处，这出荒诞剧将如何收场？

清场通知书意外降临

2011年12月22日，一份千余字的《告社会各界书》静静地躺在湖北省监利县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署名付立新。

“说句实话，我不是为了钱，而是这种感觉很不好。”作为国内无纺布领域排名前三的企业的掌门人，湖北新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塑料）董事长付立新神情中难掩悲凉，“做这么多年生意，这样的情况真还是第一次遇到，被一脚踢开的滋味不好受。”

故事得从7年前说起。那时，在湖北省、荆州市和监利县各级政府主要领导的积极撮合下，付立新最终决定在监利县政府所在地容城镇投资兴建监利立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监利立新），“如果不是考虑到别的因素，这个投资计划肯定是不存在的”，“当年，这在监利算个大事”。

对于这件大事的原貌，《每日经济新闻》在一则当时的新闻稿件里得以窥其一二，“2004年，容城成功引进100万元以上项目9个，计划投资1.15亿元。目前，容城已打造出以立新无纺布为主的轻纺业，以星晨彩印为主的纸品包装业，以监利粮酒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博瑞生物为主的医药化工业等四大支柱产业。”

经多方反复沟通、协商，2004年3月，新发塑料和湖北监利县容城镇人民政府签下《租赁意向书》，其中明确约定镇政府“以零租金将监利恒兴制衣厂（以下简称恒兴制衣）的全部土地、房产、设备及附着物”租给新发塑料，“首批租赁期15年，即从2004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在意向书最后一部分，约定镇政府“保证报请监利县人民政府以适当的文件方式认定本意向书的有关事项和明确得以实现的措施，此项作为本意向书的必要条件”，“任何违约一方，须向对方赔偿违约金五十万元”。

和大多数企业到地方投资的故事一样，最初几年里，付立新和他的监利立新备受地方政府厚待，“各级领导都来厂里考察，我还被他们请上台去领奖。”付立新说。

然而，花无百日红。2011年10月21日，一纸落款为“容城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的《清场通知书》送到付立新手上，通知其提前做好清场准备。“容城镇政府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对租赁时间提前7年，责令我们公司在年底前清场撤离”。当年被当成贵宾邀请来的付立新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尴尬，“租赁意向书签订后运行8年来，我们在一片废墟的厂区兴建厂房车间，一跃成为监利县外贸出口大户和纳税大户”。

去年12月2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位于监利县城中心地段的立新塑料大门前，仅留一道小侧门的厂区内冷冷清清，数名职工表示已知晓企业面临的处境，“当然不希望这样，不然又得重新找工作，而且我们的合同都还没有到期”。厂区一李姓负责人不无落寞地告诉记者，企业正常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有在册员工500多人，现在只剩下100多人”。

“阴阳合同”令人两难

“我们多次以各种形式向监利县和容城镇主要负责人反映情况，以求得到合理解决。”已经呼吁奔波数月的付立新表示，他“感到很失望，容城镇政府既不维持原租赁意向书的时间，又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百般无奈之下，付立新向监利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湖北省有关方面发出了《告社会各界书》。

在刚刚上任3个月的容城镇镇长陈万红看来，目前的情况让他感到“左也难，右也难”，“两份合同都有当年镇长的签字，我坚持其中任何一份都是违约行为”。

陈万红提到的另一份合同，就是2004年4月1日在和新发塑料签订那份租期15年的 《租赁意向书》后不久，“容城镇政府和恒兴制衣也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8年”。

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辗转获得的这份法定代表人签名为“监利县容城镇人民政府项红”的《租赁合同》中，恒兴制衣将“厂区土地面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及附属设备”以年租金25万元整体租给容城镇政府，“根据《合同法》及监利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以工兴县的有关规定，为发展我镇的经济建设，本着平等互利原则，经协商签订本合同”。

对此，湖北省监利县恒兴制衣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杨永红情绪激动地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这并非企业和员工的本意。“我们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就停产了，当时有400多人的规模，员工们都反对把厂子以这个价格租出去”，“2004年的时候，两级政府反复跟我们做工作，最后要求我们必须作出牺牲”，“员工每个月只能领300元的生活补贴，这点钱在物价高涨的今天能有什么用？”杨永红说。

在苦撑7年后，杨永红和她身后数百员工终于盼到头了。“按照当年签的合同，这个月月底，我们就能收回厂子。”这位女厂长对未来信心满满，“厂房位于县城的黄金地段，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光靠出租那些门面房，我们一年的收入就不止六七十万元”，“我们的职工这几年过得太苦了”。

硬币总有两面。这边，恒兴制衣强烈要求容城镇政府履行8年期限的《租赁合同》，那边，新发塑料又大声疾呼“《租赁意向书》对双方的责任义务和违约赔偿等进行了严格的约定。随着双方法人的签字，我方随即取得了在此厂区生产经营15年的合法权”，并要求容城镇政府“要则按《租赁意向书》的租赁时间继续执行；要则按《租赁意向书》的相关条款给予我们赔偿，待赔偿资金到位后，决定停产清场的时间”。

政绩驱动下的操作漏洞

“那个8年期限的合同，我绝对是不知道的，直到这次他们通知清场才知道还有这个事情。”付立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如果当初就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和他们（政府）签合同的”。

然而，2011年12月28日，容城镇政府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数位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都表示，“老朋友”付立新本人当年就知道 “这个8年期限合同的事情”。

同时，相关各方对2004年签署的这份《租赁意向书》的法律效力问题看法各异。容城镇政府法律顾问、湖北荆利益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勇认为，该份意向书“只是一个初步意向，双方没有签正式的合同”。

不过，大成律师事务武汉分所副主任张亚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称，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这类明确规定有权利义务的合作意向书 “如果没有履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双方是按照意向书执行的，那么就具有法律效力，等同于合同”。

作为容城镇镇长，陈万红显然不希望事情牵扯到太多方面，“这应该是企业之间互相协商解决的事情”。但他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上述两份文件都具备法律效力，而且签在协议上的署名 “容城镇人民政府”是无法抹掉的。

作为当年负责辖区内企业改制工作的专班成员之一，容城镇副书记李启伟坦承，此事有其历史原因，“当时（政府）急于将企业（指新发塑料）招进来，县里对这个事情要求也很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双方后来没有签一份正式的租赁合同，只是签有一份意向书。”李启伟说。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辗转联系上当年主事的容城镇书记、现任湖北省监利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常尧阶，“当时县里主要领导都很重视这个事情，由县里工作专班负责处理，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也向记者表示，事情发展到现在，有关各方“首先应该把企业的职工安置好，本着友好协商、以诚相待的原则把问题解决好”。

2011年11月21日上午，监利县召开了一场气氛热烈的招商引资暨“项目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决定成立23个招商小分队，将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奔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开展长年驻点招商和产业招商”，“真正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以项目论英雄，以实绩定成败的浓厚氛围”，“确保2012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2亿元，比上年增长25％”。在这背后则是更为现实的政绩挑战，资料显示，在2010年湖北全省县域经济考核中，监利县在80个县市区中排名第6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