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不了的生活

　　李泽民/文

　　深夜十二点多，临睡的我接到了他的电话，那头传来了急促而略带哭腔的声音。

　　他说自己从下午三点开始，就在某公司追要资金，现在已过十多个小时，负责人依旧温吞不语，并没有给钱的意思。

　　两年前，他将上百万资金投给这家公司，期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加以理财。他说这些钱是他家所有的积蓄，如今快打了水漂。

　　我没了睡意，匆忙出了宾馆，打车前往他所在的那座大厦。这个中部城市的夜晚，凉风习习，白天的喧嚣早已遁隐无循。

　　那座大厦的伸缩门，已经关闭。我从旁边找了个地方，跨了过去，然后上到三楼。一出电梯他拿着材料在等着我。

　　我从大厅走廊里通过，无数的眼睛扫了过来，数百名投资者以及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静坐在这里，空气里混杂着异样的味。

　　他们神情无限疲惫，地上扔满了烟蒂、饭盒，连日来担保行业的危情，使得他们不期然地被卷入其中，开始了一场讨债的“漫旅”。

　　我和他进了办公室，公司负责人陷在柔软的沙发里，房间凌乱不堪，他说自己刚刚花了两个亿，在另外一个城市买了一块地皮，这个时候的确没钱。

　　为了赢得信任，他将一份开发某地房产的资料，递给了我。

　　那位投资者与该公司的合同已经到期，负责人一时拿不出来，两者僵持在此。当晚，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协议。

　　约莫半小时后，我出了门，外面守候的讨债的大量投资者涌了进去，这个深夜让无数人不眠，这轮“钱生钱”的游戏中，注定没有持久的赢家。

　　当天下午，那位投资者给我发来短信，表示自己的数百万本金已经到手。而另外的一些人，还在进行着持久的自我诉求。

　　某公司资金断裂导致的担保行业危机，在当地持续发酵，引发了疯狂的挤兑潮。

　　他们上街打着横幅，要求惩办公司负责人。而在另外一些担保公司里，拥挤着无数的投资者，追讨资金，董事长的办公室内，被投资者占领。

　　有些公司将大厦里的自己公司的名字，执意抠掉，为的是防止更多投资者上门。而在政府大门前，一帮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自己筹款，准备去北京上访。

　　他们是十年前的投资者，我看到白纸上各自写下的投资额度，均在10万元以上。在他们的旁边，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虎视眈眈地站立着。

　　而某公司的大门，已经上了锁。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鱼缸中的金鱼还在自由的摇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被刑拘。

　　我去了公安部门的登记地点，前来登记的投资者，投资额度都在千万元之上，有人说他把开办养鸡场的6000万全放在了这家公司，现在他想跳楼。

　　那天，更多的投资者积聚在某处公园，一位投了5万元的投资者在我面前哭着，希望可以借助媒体解决事情，而当天有两人因此而死亡。

　　有当地的警察给我打来电话，爆料当地最大的一家担保公司，是如何在短短两年来，非法集资了30多亿元，这些钱中的大部已被挥霍。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地担保公司从100多家急速发展到现今的近2000家，行业混乱不堪，七成以上的公司是以担保之名干着非法集资之实。

　　谙熟当地担保现状的一位政协委员，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在某处详细讲了这个行业的子丑寅卯，他说真正做银保业务的公司只占一成。

　　前述那位公司的负责人给我看了他的短信，大意是当地省工信厅的领导也涉身其中，为了获得月息6分的高额回报，也将资金投入担保公司。

　　后来，我通过省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了解到，省金融办和工信厅等不愿插手此事，而不断发酵的危机，还停留在市一级层面。

　　尽管今天一位副省长出面，希望可以稳定整个行业。但是沉疴两年的行业危机，早已积重难返。由此导致的蝴蝶效应，还在继续。

　　我的报道之后，数十家媒体蜂拥而至，对愈演愈烈的“挤兑”风波进行报道，在继温州和鄂尔多斯之后，这个城市以此危局为人瞩目。

　　半个多月之后，事态仍在升级，从此前的不多几家公司，发展到如今的已知的五十多家，无数的家庭被卷入其中，开始了一场担保不了的生活。

　　光棍节那天，他们期望走上街头，通过集体合力表达诉求，以此形成对当地政府的压力，但是最终不了了之。

　　现在我在北京，那些投资者的短信和电话，依旧源源不断。想起了巴菲特的那句话，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