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下,温州民间资金进入借贷市场变得异常活跃，成为炒煤、炒房、炒黄金等之后的又一“生财”之道。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布的问卷调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24.5%，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跃居首位。山西、广东、内蒙古等地民间资本同样充裕，如何“招安”野马般的民间资金，使之成为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刻不容缓。
宜疏不宜堵温州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温州9月份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再次升到25.44%。规模方面，据统计，温州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约1100亿元，估计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左右。资料显示，东莞当前民间资本用于借贷的规模约为380亿元，其规模相当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10%左右。
民间高息借贷潜在的风险令人担忧。《每日经济新闻》调查获悉，近期温州“跑路”甚至“跳楼”的企业主大多涉及民间借贷。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受投资门槛限制影响，目前温州大量的民间资本处于徘徊、观望状态。“招安”民间资本，引导其健康发展已是刻不容缓。
如何对待温州民间资本？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民间资本乃至高利贷的存在部分地解决了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是有利于温州经济发展的，应该正确看待。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要充分肯定民间金融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虽然目前大量的民间资本用于借贷引发质疑，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16日在山西太原出席一场投资报告会时则鼓励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借贷解燃眉之急。对于有关民间资本高利贷风险的质疑，茅于轼认为，之所以出现高利贷，一是因为信息不沟通，二是因为“放高利贷”的人太少。很多人去抢有限的资金，利息自然会高。
茅于轼称，目前很多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问题，需要民间借贷补充银行信贷。“在现有银行业之外，建立一个供需方直接见面的金融市场。如此，民间资本能获得更大收益，中小企业也能及时获得贷款，于国于民于社会都有利。”
周德文表示，对于民间资本，一方面要采取谨慎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民间金融一棍子打死，一味采取堵、塞等简单、粗暴方式加以打压，无济于事，不但会屡禁不止，恐怕更多的草根银行甚至地下钱庄都要冒出来。因而，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地，通过法律手段为民间资本验明正身，从地下走向地上，进行阳光化运作。
投资渠道待拓宽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亟需进一步放开。去年国务院出台的非公经济新36条的实施细则一直没有真正落地，民间资本的投资门槛还是很高。比如像小贷公司，对股东资质的要求还是很高。如果能借这个契机放开民资在某些产业的投资限制，无疑是利好消息。
周德文则称，最好能让民间资本筹建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性机构，实现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的规范、无缝对接，同时也解决民间资本的投资出路。“允许大量的民间资本去投资小银行，门当户对，让小银行去为小企业服务。”
就温州而言，目前已显示出民间资本的合法化与规范化趋势。据《浙江在线》10月12日报道，浙江省政府正抓紧会同浙江银监局、人民银行研究完善温州市政府递交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近期将报呈上级部门。根据该方案，温州新增11家股份制村镇银行，变民间资金“体外循环”为资金 “体内循环”。同时，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将温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增加到100家，以广泛吸纳民间资金。
借道小额贷款公司周德文告诉记者，事实上，国家在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方面，已出台了不少措施，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新36条”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机构准入门槛等。但是，政策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很多民间资本因额度、身份等问题，根本进不了合法化的渠道，少数的小额贷款公司成为 “实力雄厚的骨干企业的游戏”。据新华社近期报道，浙江省审计厅审计报道称，浙江省审计部门对2010年47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审计调查表明，部分地方未落实“承诺”的优惠和补助政策。在审计部门重点调查的30个市县中，仅有4个市县按规定出台了相关优惠措施。
此外，审计还发现，小额贷款公司自身也存在着制度执行不够到位等问题，如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建立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三会一层”管理架构未实际发挥作用，基本以管理层控制为主，内部缺乏足够制衡；小额贷款公司尚未建立统一规范的放贷制度，个别公司有违规开立账户、公司股东擅自转让股份问题。
“小额贷款公司对于民间资本的规范化无疑是较好的池子，但地方政府对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一直怀有警戒之心。”浙江一大学经济系教授如此理解上述审计结果所披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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