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阅以前的《南方人物周刊》,看到里面刊登了一篇有关王勇平的文章,提到有关车头掩埋的问题,王勇平的原话是:“我今天下飞机的时候,接机的同志说,在网上已经看到有这样的信息,在此之前,因为我在机上还没有掌握到,我也问他:怎么会发生这样愚蠢的问题呢?这样一个举世都知道的事故,难道能够掩埋得了吗?他告诉我,不是想掩埋,……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还要对其他的车体进行处理,所以他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这段话中,王勇平说:“我也问他:怎么会发生这样愚蠢的问题呢?这样一个举世都知道的事故,难道能够掩埋得了吗?”这应该是一个合乎常情、顺应当时气氛的话,但却被忽略了,而“我反正信了”却被逮住了,这就是断章取义的可怕。
当然,王勇平当时被强烈攻击,他也只是替罪羊。
但是,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反思,一个负责任、注重长期公信力的媒体,是不应该一直被民意牵着鼻子走的,报道的平衡也不仅是为了回避风险,而更是为了通过多方采访来尽力还原事实真相、挖掘背后的深刻动因,总结经验教训。断章取义,体现的不仅是人格的不独立,最终更可能会助长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同时,我也在想另一个问题,以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也是很有自己个性,结果后来被调至其它岗位,继任的发言人就再没被媒体抓住过“惊人之语”,看起来是表现得非常“平稳”了。然而,这种“平稳”有利于公众得到或接近更多事实真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