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民政部等12个部门与全国政协开会讨论养老工作进展。其中，银监会负责人表示，由于中国现有的制度房屋产权70年，“以房养老”难以推行。如果是房价上行期，“以房养老”问题不大，可如果是房价下行期，有可能遇到问题。
（9月29日《新京报》）“以房养老”，这是一个民间争论不休、相关部门意见相左的话题。在民间，“丁克族”表示欢迎，但老人们反对；在政府部门，民政部将“以房养老”纳入下一阶段工作的引导方向之一，但银监会却不支持“以房养老”，因为存在70年产权和房价下行的双重困扰。
显而易见，相关部门都是从各自立场看待“以房养老”的。民政部门之所以支持“以房养老”，是因为中国目前有失能老人1036万，半失能老人2135万，大中城市空巢家庭达到70%，养老形势异常严峻，而推行“以房养老”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政部门的压力。银监会不支持“以房养老”，主要是从金融机构利益出发。因为房屋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有的还是40年），当老年人抵押房屋时，土地使用权期限所剩无几，房屋价值不大；即便房屋使用70年后土地使用权可以续期，但在频频曝出房屋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房屋能否使用70年都是个大大的问号，金融机构当然不想承担风险。
在我看来，银监会认为“以房养老”难以推行，并非没有道理，我们不能去质疑银监会。即便银监会支持“以房养老”，恐怕各个商业金融机构也不支持。即使金融系统从上到下支持“以房养老”，老人们是否愿意是个关键问题，因为很多老人还有“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耕”的传统观念——自己的房产宁愿留给子女，也不愿去抵押。
在高房价时代，多少老人有房产可供抵押，也值得我们深思。显然，农民住房、小产权房由于没有产权证，难以去抵押；廉租房、公租房的产权都属于政府，更抵押不了。如果老人与子女同住，也不可能去抵押。如此一来，真正适合“以房养老”的人数极其有限，受惠面并不大。
基于金融机构不积极、很多老人不愿意、受惠面不大等原因，我认为公民房产抵押只能承载少部分人的养老问题，难以承受多数人的养老之重。尽管加拿大、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都有各自的“以房养老”服务体系，但要意识到，国情不同，土地制度不同，人的观念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去效仿其他国家，转嫁政府养老责任。我以为，解决中国人的养老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商业化养老，即养老保险商业化；要么是公益化养老，即政府承担养老之责。
毫无疑问，商业化养老是少数有钱人或有财产人的养老模式，“以房养老”也是一种商业化养老，前提是要有房产。而公益化养老，则是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建立公平的养老金制度，并建设完善的公益化养老设施。让人忧虑的是，中国恰好处于“未富先老”的处境——即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养老工程。
因此，完全指望“以房养老”或指望政府养老都不现实，必须多种养老模式并举，让养儿养女防老（至少在农村地区有一定效果）、“以房养老”、商业养老保险、政府投资的公益化养老，同时发挥作用。这些养老模式中，我认为公益化养老应该成为主流。如果各级政府有“卖政府楼建学校”的决心，就会有更多财政资金用于养老。我们要意识到，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可比公益性养老院更多更奢华，与其让政府大楼奢华，不如多盖公益性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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