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61家公募基金公司旗下763只基金上半年合计亏损达到1254亿元，基金管理费达149.22亿元。363只偏股型基金中有近9成跑输大盘，尤其是股票型基金平均跌幅为8.02%（同期上证指数下跌1.64%），基金经理跑输飞镖选股。尽管基金管理人没有体现其价值、基民也亏损，但基金公司上半年管理费同比还增加0.52亿元，这让基民情何以堪？
在民间，一般代理客户投资股票的利益分成做法是，操盘者如果为客户赚到钱，那么操盘者可获得这些利润的一定比例 （比如20%）；如果没有赚到钱，自然也没有什么管理费，有的甚至还需要承担客户亏损额的一小部分 （比如10%）。如此激励约束机制，使得操盘者与客户的利益方向总体上趋同，即使亏了钱，客户一般也会原谅操盘者。
另外，客户也无需担心操盘者拿自己的钱去搞利益输送，因为客户资金量一般都较为有限，对股价没有什么影响力，操盘者如果想拿客户的资金在股市搞定向利益输送，很可能利益被输送到八竿子打不着的投资者手里，损人又害己。
公募基金却不同，由于基金公司一般按固定费率提取管理费，基民赢亏与公司管理费无关，基民利益与基金公司利益纯属两层皮；虽然有些基金公司也持有旗下基金份额，但一般比例较小，难改事情本质。而且，管理费或只是基金管理人利益的一部分，由于基金资产庞大，对股票价格具有相当影响力，完全有能力为上市公司大股东等利益群体哄抬股价、或为二级市场其他投资者包括老鼠仓进行利益输送等等，从而可能获取其他灰色利益。
可以说，当前基金行业的发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其中问题的核心，是基金经理没有把基民的钱看成是自己的钱，有时甚至当作唐僧肉来出卖。而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则是当前对契约性基金管理人的约束机制都形同虚设。
本来，要维护基民利益，就必须建立一套用于协调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关系和利益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所谓的基金治理。但目前契约型基金制度框架还没有为基金治理设立单独平台，基金治理的一些制度寄生在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架构上。比如说独立董事制度和督察长制度，两者都肩负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重任，但基金公司治理方向只能以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事实上，独立董事和督察长都由公司自己任命，这样的独立董事和督察长又如何能为基民着想，多成为摆设。
另外，基民约束管理人的最有效武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却被《证券投资基金法》要求“应当有代表百分之五十以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这条规定又等于把基金份额持有人理论上应有权利基本剥夺一空，因为要召集到50%极度分散的基民来参加会议，实在是太过艰难。
目前的 《证券投资基金法》过于偏向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的权利与其义务极不对等。不从根本上解决基金管理人的约束激励机制，出台再多的制度补丁、再多的“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字眼都将是一纸空文。
据称，《基金法》正在修改，修改方案提到“基金可采用契约型、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等组织形式”，后两个基金组织形式对管理人的约束机制更为健全，值得推广。公司型基金的股东是基金的出资人，根据《公司法》组建公司形态后向外聘任管理人和托管人，管理人属于打工仔，地位变了，约束也多了。而有限合伙制基金中，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投资，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投资者（有限合伙人）只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承担义务更多，且要接受投资者组成的专门顾问委员会的监督。
就媒体所透露的 《基金法》修改内容，似乎对当前公募契约型基金制度漏洞没有重大修补措施，反而赋予管理人更多权力，这应引起重视，笔者建议：首先，契约型基金应成立与基金公司制度框架分开、以维护基民利益为宗旨的单独实体。一般一家基金管理人管理多个基金，可在这些基金中设立一个共享型或几个专门型 （比如股票型、债券型）监督实体，人员主要以基金份额投资人推荐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组成。其次要降低或取消对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所设置的50%以上参会人数门槛限制。基金持有人大会要重点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同时可对不合格基金管理人进行及时撤换。其三，基金公司管理费要与基金盈亏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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