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经济自2008年以来的复苏进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在目前危机四伏的全球经济大环境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扬帆起航？怎样避过金融动荡、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风险？在“全球经济开启10年衰退期？”系列报道末尾，《每日经济新闻》邀请到3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共议危机前夕的“中国策”。他们分别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
转危为“机”NBD：美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哪些方面的风险骤然上升？
袁钢明：从资本市场来看，各国受到的打击比美国大，表现在美元比其他国家货币更加坚挺，其国债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而从实体经济角度也是如此，各经济体的衰退很快就会造成全球贸易规模的下降，首先受到打击的就是中国、巴西、印度等以贸易出口为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对中国而言，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贸易出口下降的问题。早在美债问题爆发前，中国的出口已经连续下滑，此次金融动荡的打击将使下滑趋势扩大和加强，中国出口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况。此外，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收益风险，以及国内的通胀风险在提高。
NBD：目前我们如何利用手中的大量美国国债去争取利益？
李稻葵：由于美国现在出现了国家信用的下降，还债能力受到怀疑，因此我们要跟美国政策当局讲清楚，中国是负责任的投资者，所以我们应该坐下来谈一谈各自的利益所在，以便双方的政策能够更好地“合一”。我希望，中国能利用好这一次美债危机，让中国经济政策乃至其他的政策更加主动，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政策调整的空间。
NBD：单从表面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应该很大吧？
向松祚：是的。上世纪60至70年代，德国面对的焦点问题就是马克是否升值；到了70至80年代，这一难题转到了日本政府手里，结果日元升值后，本国市场需求和出口锐减，工人失业、经济放缓。为抵消经济下降，日本政府实行财政扩张政策，中央银行也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但结果是失去了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
NBD：那我们需要怎么应对呢？
向松祚：有办法的。中国应对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关键在于坚决稳定汇率，大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和实现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箭多雕的好办法，可以想见的有削弱美元霸权，争夺国际货币话语权，参与国际金融竞争，争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促进国内金融进一步放开，推动国内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至少还需要30年。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为中心，加速建立亚洲人民币货币区尤其是大中华人民币货币区，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战略步骤。
立足国内想办法NBD：外因确实不能忽略，那么目前中国经济内部是否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呢？
袁钢明：的确需要从自身找原因。先是国内政策出现的失误形成不好的局面，然后是内外交困，这样形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中国经济正常时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
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出发，1998年的危机源自国内控制通胀导致过度紧缩，最终引发经济下滑，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造成了国内经济更大程度的下滑；2008年上半年，中国同样是由于国内紧缩先造成出口萎缩，进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动荡导致出口企业的一触即溃和中国经济的严重下滑。
在历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都有自己过度紧缩政策的失误在先，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下滑的时候，国际上的任何冲击都会非常危险。
NBD：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可能有些紧了？
袁钢明：前期，中国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首位，但现在国务院和央行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现在面临衰退的紧张局势，当前的政策应及时看清方向，政策方向必须尽快转移到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上来。
NBD：应对经济衰退，国内会不会再次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呢？
李稻葵：这一轮经济动荡与2008年下半年有本质上的不同。这轮不是全系统、全球经济的崩溃，因此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2008年是比较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走回头路，不要指望再出现第二轮的4万亿刺激政策。
目前，我们应该清楚当前的重任还是要进行结构调整，控制好物价过快上涨的趋势，因此重点还是要做好自己的功课，充分应对国际货币过快发行所带来的冲击。
NBD：您说的这个重点准备，指的是什么？
李稻葵：要严阵以待，防止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带来的热钱涌入和通胀压力。我们的宏观政策要做一定的准备，同时加快我们自己的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具体来说，就是做好进一步控制热钱流入的准备，做好局部资本控制的准备，并且与外界做好舆论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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