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劳动力将会变得短缺。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每经记者 李泽民 发自北京
从“人找工作”到“工作找人”的转变，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上个世纪，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劳动力将会变得短缺。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3月3日开始的2011年全国“两会”上，针对我国多地用工荒的讨论不绝于耳，这个自2003年开始就已出现的现象，魔咒般地持续了8年多的时间。用工荒现象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至？早在4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蔡昉认为，这个拐点已经到来。3月4日，蔡昉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仍坚持这一观点。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从局部用工荒到如今的全面用工荒，表明中国经济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稀缺导致的成本上升，正在倒逼中国经济发展走上“转型”之路。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
“拐点”来了吗？
广东缺口100万、安徽缺口25万、山东缺口20万……2011年开始不久，从东南沿海直至中西部，用工缺口连环出现。
这场发生在春天里的用工荒，使得各地上演“抢人大战”。与往年不同，中西部地区也在劳动力的紧张中，开始了一场与东部制造业重地“留人”的角力。
根据公开资料，2011年春节后中国整体用工缺口在10%到20%，最低工资上调成为各地竞相争夺劳动力的必要之举。
似乎在一夜之间，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以往给予经济发展以极大便利的人口红利优势渐渐式微。
蔡昉认为，现在出现的这种劳动力短缺，以及农民工工资连续数年时间的增长，都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3月4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对外称，原以为再过5年刘易斯拐点也不会到来，但沿海的用工缺口告诫我们，这一拐点可能提前到来。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应该站在两个角度判断：劳力结构和工资变化。刘煜辉说，现在许多人都是站在工资变化的角度来认定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确实从2006年开始，劳动力工资上涨很快；但就人口结构而言，在2015年人口才能出现“零增长”。
用工紧缺的状态，增强了农民工用脚投票的可能性，各地的工资出现普遍性上调，我国东西部企业用工的工资待遇差距正在缩小。因此权衡之后，农民工更愿意选择临近就业，整体转移的速率和频次本能放缓。根据日本、韩国等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降至5%，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未下降至10%之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并未停止。
而当下的中国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0%，这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高达39%。
因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认为，中国大量的劳动力转移仍旧存在，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在来之前，中国还存在一个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拐点。意即横亘在2亿多农民工眼前的还有户籍、土地、住房、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同程度制约，阻碍了转移。
持类似意见的还有河南省省长郭庚茂，3月6日，这位劳动力输出大省的省长对外指出，“出现用工荒就说中国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是个误区，根源在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问题。”
“荒”在结构性
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究竟如何？普遍观点认为，仍然处在供大于求的状态。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每年新增2000多万人需要就业，而我国新增的就业岗位远少于此。
3月6日，苏海南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只是结构性的用工荒，劳动力并非出现整体短缺，中国正在临近刘易斯拐点。
“这与这些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化和调整、经济布局的变化和调整、收入分配比较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农民工的人员构成发生变化等因素有密切关联。”苏说。
刘煜辉也表示这种“荒”的确出在结构上面，如今农村剩下的更多是老幼妇孺，适龄的劳动人口进入工业部门，但种种因素导致他们不能成为城市居民。
另外的现实是，35岁以下的劳动力供不应求，而这个年龄以上的大批劳动力，“反而找不到工作，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刘说。
根据此前深圳市的调查，八成以上的劳动岗位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的研究也表明，如今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
加之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发生改变，拥有技术专长的劳动力被热捧。尽管这一群体“质”优，但是“量”少，招工难的现象还在持续。
譬如，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指出，广东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状况是：大企业不缺，中小企业缺；普工不缺，高级技工缺；长期稳定的工不缺，季节性的缺。
此外，刘煜辉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负增长。即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劳动力，不能满足现在劳动力的需求。
蔡昉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2015年，16~64岁的劳动力将停止增长，在2004年到2011年间，其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
基于此，预计人口红利在2015年消失，刘易斯拐点或才真正到来。而现在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上涨，只是结构性用工短缺的一种表现。
刘煜辉认为，在人口结构之外，造成用工短缺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年货币的超量效应，使得土地和房产出现泡沫，这让城市的生活和经济成本大幅提高。”
这种情况，对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挤出”，从而吞噬着中国人口红利。
纾解“用工荒”
如何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刘煜辉建议，应该将40岁以上的劳动力继续纳入整体就业市场。
他认为，国外的服务行业里面，40岁以上的劳动力比比皆是。而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构成还是倾向于青壮年。
在如何纾解周期性出现的用工荒方面，苏海南提出两种解决的办法:一是用工方要合理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增加就业吸引力；另一方面，企业要考虑产业产品的更新换代或升级，政府也要考虑产业布局的调整转移。
苏海南认为，还应加快城乡统筹，加快打破城乡分割管理，让农民工能够在城镇就业中比较顺利地融入城镇，消除农民工候鸟式心态。
他认为，政府给予企业的扶持必不可少，“如果企业在短时期内难以转型，却又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政府就应进一步加大对其税费减免力度。”
黄奇帆指出，解决用工荒，根本出路在于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重庆市的做法是，“第一，凡在重庆主城落户、工作的农民工，三五年我们就让他有户籍；第二，不管你有没有户籍，你还没落户时我就有公租房给你住，你有了户籍当然更有住房给你住，这样就使农民工有了很好的生活环境。”
3月5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公布，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
另外，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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