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京治堵支招：解决北京户口 一个家庭一辆车

黎光寿

　　从2011年1月1日开始，“首堵北京”开始了呼吁已久的治堵政策，不过方法就是限制没有达到5年工作和纳税年限的外地人购车，北京本地人需要摇号才能购车而已。该方法出来后，立即引起了热议，不过从目前的网友反应来看，拍砖的多，赞扬的少。

　　有人认为，北京的治堵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政策，不仅不能治理拥堵，反而造成了新的不平等，造成了新的鸿沟。就比如外地人需要在北京工作五年纳税五年才能参加摇号的条款，就很像是拍脑袋做出来的决策，为什么要限定五年这个坎，科学依据是什么，都需要北京市政府做出回答，很遗憾没有看到这样的回答。

　　北京能够容纳多少辆车？这个科学的数据应当发布了不少，尽管许多数据并不一致，但能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算是一种进步。但是北京未来可能会增加多少辆车，这样的数据目前只能是政府根据目前上牌的数量和汽车销售商根据手中的销售数据做出预测，尽管这样的预测显得科学无比，但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因此认为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有人认为，根据目前北京市的人口总量来确定汽车的总数，应当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但问题是北京究竟有多少人口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此制定政策的人只能抓瞎，只能凭着感觉走，只能将一个人拍脑袋变成一帮人拍脑袋，最后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好方案。

　　北京人口究竟有多少？根据不同的数据，目前有人说北京有1700万人，有的说北京有1900万人，有的说北京有2100万人，也有人说北京有3000万人，各种说法都有。公安部门只能根据户籍上的户籍人口和办理了暂住证的人口来计算，而众所周知的是，北京还有许多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外地人，他们只需要在北京工作，也没有考虑到买房的问题，办许多事也还不需要暂住证，甚至有的就觉得暂住证的规定违法违宪不愿意办理，故而这部分人游离在北京的统计范围之外，不能够体现在北京的人口数字之内。

　　根据全国人大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在一个地方常住三个月以上并拥有合法住所应当申请办理常住户口，但在北京居住的许多人都知道，过去北京买房还可以落户口，后来该政策取消了，在北京无论工作多少年买了多少房，也落不了北京户口，现在最多是符合北京市政府需求的少数几类人才能够获得非法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使得许多人根本无意去和人口统计机关进行接触，让北京的人口失真。

　　而北京市治理汽车拥堵的政策是建立在对人口总量的统计上的，人口数据失真，无论制定了什么政策，都显得力不从心，都显得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政策，最后无法解决问题。现在的治堵招数，看起来像一把刀锋利无比，但最后成什么效果，还有待观察。但从目前来看，北京的汽车数量增长仍然没有获得根本的治理，汽车的数量还会增长。

　　另外，北京治理拥堵的政策似乎没有对汽车在北京人的生活中占什么位置做出过明确的定位，从而没有对北京的交通进行系统的规划和管理。比如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北京市某居民将自己的身份证借给他人购车，使其名下拥有106辆车，其每月都能收到数额不菲的罚款，导致了其生活的困难。

　　这个故事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但现实生活中确实如此，一些先富起来的群体手中有多辆汽车，导致了道路的通行权不断地朝少数人集中，从而让更多的人走向边缘状态。现在随着北京城区房价的飙升，许多人不得不选择到郊区居住，对道路通行权的公平制度安排就显得越来越有必要。

　　其实现在如果北京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能够开动脑筋，定位一下汽车在每个家庭中的作用，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定，这样的荒唐事就会减少很多，北京的拥堵也会少很多。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北京没有这样的规定，使得过去不公平的历史在目前政策的压力之下，逐渐形成了冰山一样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现实，究竟有多少公平可言，只能任由冬天北京的北风吹，答案也只在风中飘。北京的汽车也仍然会继续膨胀，到某一天实在是无法继续坚持而崩溃。

　　那北京要治堵，这几乎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所有人的要求，怎么治呢？有人提出应当明确汽车在北京居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其作为一个基本的生活要件来进行管理，比如一个家庭限购一辆汽车，多了就算违法，就可以拿到监狱里去面壁思过十年，是不是更好呢？因为侵占了公共的生活空间，制造了超额的尾气等环境的污染，虽然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来进行界定，但许多人认为这样的行为实质上是在用残害他人生命的方法谋取个人快乐。

　　如果要实现一个家庭拥有一辆汽车，就需要北京市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法制框架下来，让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半年或者一年，拥有自己合法住所的人拥有北京户口，而暂住证可以作为拥有北京户口前的过渡凭证和依据之一，就能够解决北京人口统计中的数据失真问题，北京有多少人多少家庭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制定政策也就有了科学和准确的依据，北京的治堵政策也不至于沦落到被指责为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程度。

　　那在北京的政府机关和商业、科研机构和军事机关的汽车如何解决呢？也应当在全民商讨的基础上由政府来进行规定，什么样的政府机关能够配多少辆车，企业要根据纳税额的大小确定能够配车的数量，科研机构要根据其性质确定汽车的多少，军事机关也应当根据其正常的需求量来进行明确的界定。而所有的机构购车和个人购车应当衔接，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在单位有车了，在家庭就不应当购买汽车，反之其在家庭已经拥有汽车了，单位要配车，需要将其手中的车辆转让掉，否则就算是违法犯罪，就应当面壁思过。

　　那么，单身、离异的人怎样解决出行的问题呢？这应当根据其在北京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限和贡献来进行设定，有的可以采取奖励的政策，有的可以采取特许的政策，不一而足，不能让有需要的人遇到困难，也不能让资源的分配变得严重不均衡。

　　中国从大禹治水以来，在解决矛盾冲突中的文化是以疏导为主，而针对不同事件，疏导的政策和方法需要分别制定。新中国建立已经61年了，北京的人口管理如果能够解决游离在新中国法律框架外的问题，解决数据失真，并在此真实数据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政策，才是科学的政策，才符合大禹治水以来疏导为主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