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玉杰：物价“赶超美国”是成本管理之痛

瞿玉杰

        12月16日，一位名叫王佩的杭州网友与她生活在美国波士顿的朋友纳纳一起，联手做了一次实地物价调查。在21种商品的价格中，杭州有12种商品贵过了波士顿。其中，肉蛋奶的价格远高于波士顿，杭州牛奶价格几乎是波士顿的3倍。

        （12月22日《广州日报》）

        应当看到，王佩的调查仅仅是杭州和波士顿物价绝对数的比较。报道显示，2009年人均收入杭州为26864元  （约合4024美元）、波士顿为32255美元，杭州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波士顿的八分之一。因此，如果将这两个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物价收入比”考虑进去，杭州的物价实际上已经远远高于波士顿。试想，收入不及波士顿居民收入八分之一的杭州居民，却要承受与波士顿居民几乎一样高的物价，生活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中国部分生活物资的价格贵过美国，笔者以为无须大惊小怪。实际上，在“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下，很多“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于国内市场，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我国人力资源成本和居民购买力都远远低于美国的情形下，大部分生活物资的价格却高于美国，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中国部分生活物资的价格贵过美国，固然与我国生产成本增加、游资炒作、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不无关系，但笔者以为，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社会管理的成本太高。最近，《凤凰周刊》在《美国物价为何比中国便宜》的报道中曾分析称，中美物价反常的背后，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分配体制使然外，更是两国内部各自司法、经济体制差异的结果，这种制度成本的差异体现在从生产到流通以及交易等各个环节。

        在笔者看来，我国社会管理成本太高，突出表现在行政性开支规模庞大、居民税负过重、腐败成本过高等三个方面。先说行政性开支。有报道称，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18%，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行政费用的支出。

        再说居民税负。《济南时报》最近曾报道称，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对此，国家税务总局予以否认。应当说，我国直接向居民征收的税费并不重，但是很多税费却通过消费行为转嫁给了消费者。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在无铅汽油的价格构成中，就包括17%的增值税、7%的城市维护建设税、3%的教育费等税费。也就是说，无铅汽油价格中实际上有近三分之一的是各种税费。与世界上其他一些高税收的国家  （如法国、瑞典等）实行高福利的政策相比，我国的福利水平却很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几乎都要居民自己负担。

        最后，腐败成本也通过商品流通链条最终转嫁到了消费者的头上。据报道，从我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原来，由于我国铁路货运超负荷，流通商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公关费用竟然高达5000元~5万元人民币。很显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成本最终肯定要均摊进物价。

        由此可见，控制物价的根本是要大力削减行政性开支、给居民减税、严惩腐败。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从制度设计上，对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如何“割肉”、让利做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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