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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煜辉:把控弱美元平衡术 伯南克和盖特纳一直“干坏事”

    2010-11-23 00:51
    刘煜辉(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债务问题是西方世界此次危机的症结(过度负债)。第一轮的救助,政府无非是把私人部门债务转移到政府部门账下,使得数十年高福利制和一轮又一轮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所积累下来的风险凸显出来,终至扛不住的部分欧洲国家最先爆发了偿付危机。

    收缩式“去杠杆”是个“死胡同”

            虽然经济学家都在讲西方要最终走出这场危机,意味着范式的彻底转换(经济再平衡),从“入不敷出”回归“勤俭持家”和“量入为出”。意味着政府、企业、家庭都要去杠杆。可无论是谁,收缩式的“去杠杆”是一个经济再平衡的“死胡同”,根本无法带领经济走向平衡。“去杠杆”所产生的被动储蓄很难持续提高储蓄率、降低负债率。因为被动储蓄(对于政府来说是削减开支)→消费↓→企业利润↓→失业↑→收入↓,负债率(负债/可支配收入)分子分母都在做减法。

            经济要重新走向均衡,可支配收入必须重归增长,必须重新呼唤“企业家精神”,需要出现“熊彼特式”的创业活动和就业的集群式迸发,从产业空心化回归“再工业化”。这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再平衡的唯一选择。

            迅速找到新的财富模式,依靠经济和税收的高速增长来解决债务问题,那当然再好不过,可美国下一轮高增长的动力来源和产业依托在哪里呢?一旦脱离了金融杠杆的支撑,就得靠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靠实实在在的出口,微观上获得工资收入,宏观上提高就业人口。而美国的生产要素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如何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如何吸引新的产业回流美国本土?调整金融要素价格就成为最简单、最便捷的战略选择。

            通过压低利率价格、压低汇率价格,使得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在短期内迅速优于竞争对手,从而产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投资的涌入,推动出口的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恢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美元长期贬值趋势不会改变

            美国人会不断尝试量化宽松(QE)的底线,推动美元贬值是美国上下的共识。这并不需要什么“阴谋论”,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逻辑。至于QE能起多大作用,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美国人想干的事它总会干,不管你赞成或反对。

            美国人这种特别偏好源自于所谓的“美元的结构性权力”。是因为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许多规则和制度的制定,都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密切相关,没有利益机制能够改变这一点。美元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作为唯一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净需求”提供者,它让被美元捆绑的全球经济由此踏上了失衡的征程。

            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生产国就成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商品美元-石油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平衡”上。全球经济一旦“美元化”就无法与之脱钩,似乎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美国人的自信还源自于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有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有全球一致认可的金融评级机构,有全球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美国自身可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协调机构(IMF、WB、ISB等)。使得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可以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  (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如1985年“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金融效果)。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尚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当下哪个国家能摆脱理论上的“特里芬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当下盛行的“脱钩论”其实是虚妄的。

            我相信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将进入相当长的“低增长、低利率、高通胀”时期,并为新的一轮危机(货币危机)累积势能,但依然难以相信美元会被美国自身的债务危机所击溃。自2002年4月开始至今,按美元指数(一篮子货币)衡量,美元已经贬值了40%。尽管今后的某些时段美元可能走强,但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应该不会改变。

    新兴经济体将引发新危机?

            尽管危机遗留下的天量毒资,使美国政府财政前景乌云密布,但当欧洲、日本变成“更烂的苹果”、新兴国家经济被热钱和高通胀搞得焦头烂额时,美国反转过来最大限度又获得货币霸权的好处——大量资金回流,通过掠夺别人的份额,而使美国政府债务市场获得更多的融资,长期公债的利率又被避险的买盘压低。比如,始自去年12月份的美元反弹,美国10年期公债利率就从4%下降至的2.5%,中国、日本成了最大的增持国。类似的反弹,我们在后危机时期可能还会反复看到,使得美元的弱势似乎始终保持着某种可控性。

            弱美元最大的风险来自债务市场理性预期的回归。如果新兴国家一致筑坝挡水,财赤无限度增加下去,会促使资金从国债市场和货币基金抽逃,美债和美元被抛售,债务市场的崩溃反转过来将拖垮美国经济。美国将在货币贬值中一无所获,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伯南克和盖特纳需要一直把玩着平衡术。他们“干坏事”的同时,还要不断使用各种手段安抚着外部世界不断升腾的对美元的厌恶情绪。

            美元不负责任的错误政策,将使全球经济陷入很多年的震荡,直至停滞发展。越来越可能的结果是,随着全球货币贬值失控,使深陷资产泡沫的新兴经济体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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