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大堵车表明 城市化不是城市无限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徐奎松  胡健

　　话题缘起

        上周五，一场不大的秋雨，引发了北京大堵车。以往车水马龙的宽阔公路俨然变成大停车场，众多车辆数个小时难挪一步。

        交通拥堵是各大国际都市的顽疾，与之并列的还有高房价、资源枯竭或匮乏等，这些问题被统称为“大城市病”。而中国的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已经被“大城市病”所困。

        大城市病原因何在？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超级大城市？如何合理推动城市化进程？为解决这些关于城市经济和发展的问题，本期的宏观今日谈邀请四位专家一同论道中国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袭来

        NBD：一场不大的秋雨引发北京市空前大堵车，这个现象为何产生？如何解决？

        傅崇兰：北京的城市交通管理与城市规划长期以来是互补协调，出现两层皮的状态，也就是说，城市的规划是规划，管理是管理。在城市规划的时候，很少考虑管理的问题，这是城市发展规划的严重问题，责任在政府。比如说，欧美等国家的城市胡同都很畅通，北京很多都是死胡同。在这种布局下，主干道、主要马路再宽敞，如果每一个小胡同很拥挤乃至死胡同，主干道照样会被堵死。这就如同血管，毛细血管坏死，主血管也会慢慢停止流动。

        吕斌：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治本的办法，但有很多做法可以缓解这个现象。首先要尽快完善公共交通系统，比如现在大修地铁就是一个好办法；此外城市结构和形态也需要改善，我倡导的理念是“没有私家车也能生活”，要将城市规划得更为紧凑些，交通问题也不仅仅在于交通，它涉及到人的价值观以及出行理念；最后，管理上也得下足功夫，现在管理效率太低，可以采取购车先提供车位证明、限制城市中心区停车数量等办法来约束私家车的泛滥。

        NBD：交通问题仅仅是“大城市病”的表征之一，此外还有资源短缺等，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吕斌：把“城市病”完全归结为城市规划不当造成，这显然不够客观。我们应该把“城市病”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看，当今社会快速发展，而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却缺乏一个科学的发展观。与此同时，规划部门面对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缺乏相关的规划经验。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城市忽视城镇发展规律，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承受能力，提出不切实际的城市发展目标，这才是造成“城市病”的根源所在。

        陈秀山：从根本上讲，还是产业选择问题，北京定位是发展高端产业、现代服务业，这能控制人才准入标准和要素价格等，但是目前看来，很多中心城区为追求GDP，包容一些低端产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最典型的就是西直门，作为交通枢纽本来就非常拥堵，周围还有几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加剧拥堵程度，而且依赖批发市场，小饭店等低端产业在那里得以循环。

北京的生活成本太低

        NBD：如何看待北上广这些特大城市已经被“大”所拖累、而中国整体城市化率却还偏低的现状？

        陈秀山：从大的背景看，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中小城市差距交错并存促使这种现象产生，表象便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入东部，中小城市人口也进入大城市。从根本上说，还是北上广这些地区具备其他地方不能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即便是在北京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差距都如此明显，中小城市就更无法给予像大城市一样的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最为关键的还在于这些城市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傅崇兰：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台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依托特大型城市辐射中小城市带动区域发展和节能减排等政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城乡一体化建设制度，以前提倡的“城市化”已经变成现在推行的“城镇化”。但是，对大城市的限制性发展没有政策，所有的只是北京以前每年对外地流动人员的限制性做法，以前有暂住证等条件的限制，现在这些制度已经逐步取消了。所以，中国的特大型城市还处在不断扩张阶段。

        党国英：我不同意很多专家学者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帜看待外来人口涌入特大城市，各种层次的劳动力涌入北京、上海等，这样其实无疑损害了其他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国整体城市化率并不高，很多中小城市也非常空旷，北京等大城市却聚集了大量人口，显然是大城市的政策有问题。北京之所以能吸纳这么多人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生活成本很低，在北京你可以买到10块钱一件的衬衣，可以住长安街几百块钱一个月的胡同，这给了廉价劳动力很大的生存空间。为什么北京能够有那么多贴小广告的人呢？就是因为在这里甚至违法犯罪和犯罪实施的成本都是很低的。

大城市要善于分流人口

        NBD：有没有一个医治大城市病的办法呢？

        党国英：中国很多城市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了，北京城市圈差不多5000万人，和东京都市圈持平，从国家安全、资源有效利用等角度也应顾及其他地区发展。合理的城市化进程需要着眼几个方面，从人口分布角度看，按面积大小，适当地散开一点。产业布局不能摊大饼，摊小饼也不行，大城市需要合理产业布局，中小城市产业要更专业，中国的工业专业化程度甚至不如农业，那么多地方做汽车，却没有一个底特律，集中程度低，产业链条不完备，不利于效率提高，更不利于固化当地人口。公共财政上，也要给予中小城市更多支持，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土地方面，则需要利用价格杠杆儿控制，不能让农民损失过多而让大城市的土地很便宜。

        陈秀山：城市化是我国的必然趋势，北上广聚集大量人口和资本也无可厚非，要明确一点，人口总量是控制不住的。北京、上海等地的相关领导也不想聚集这么多人，但这里只要有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们就赶不走。强制或者半强制的办法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城市管理的出发点，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学会吸引和分流。

        区域发展应更加协调，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速度，大中小城市要合理分工，充分考虑到中小城市需求，大城市则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吸引高端人才。多数大城市的外乡人也不想背井离乡，但现状是可赚钱的地方太少，所以，只有当更多城市能够吸纳他们，让他们能比闯荡北京、上海付出更少的成本得到相同收益时，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

        结束语：京城大堵车透视出中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痼疾，实际上，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把城市做成无限大，车多了就建设一环，车再多就建设二环，这不是解决堵车的根本。中央已经把以前提倡的“城市化”变成现在推行的  “城镇化”，大城市要减轻人口压力、堵车压力，中小城市必须有足够吸引人群的魅力。

吕  斌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

党国英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陈秀山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

傅崇兰  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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