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阶层分化背后有“嫌贫爱富”效应

朱四倍

        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人民日报》9月16日）

        农家子弟还能  “鲤鱼跃龙门”吗？这是《人民日报》给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日益牵动人心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命题。对此，专家称，普通人家子弟，因为父母无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可轻松获得体面工作及更广阔发展空间。最为鲜明的证据来自数据：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日益艰难，地位相对“凝固”，并且阶层的“继承”效应明显。本则新闻揭示的事实告诉我们，当下的阶层分化出现出极强的“嫌贫爱富”的特征和属性，在强势阶层突出自身优势的同时，弱势阶层缺少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得不沦为社会的边缘阶层或成为“永久的底层”，从而导致了马太效应。

        潘光旦和费孝通二位先生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相比之下，当前大学中，农村学生比例的下降态势就不由得让人汗颜。与此同时，弱势群体的子女向上流动困难不仅表现在上大学上，还表现在就业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由此让社会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词汇，隐藏其后的草根阶层焦灼情绪呈现弥漫态势。但是，更为严峻的事实是，笔者以为，这是整个社会失衡的写照。

        在  “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词汇对社会作出无情总结的同时，我们发现，个体的命运不依托于努力和奋斗，而是一些先赋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等。也就是说，在“官二代”、“富二代”越来越处于社会有利位置的时候，公众的焦灼情绪正在上升，而草根精英上升通道之逼仄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可以进入高收入行业和处于社会中的有利位置呢？有研究表明，有权力和财富背景进入高收入行业远远超过了有教育背景者，这也是代际传递日趋固化的明证。现实中，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高官子弟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又有多少权势子弟走上了留学的路途？对这样的场景，我们陌生吗？如此一来，怎能不让公众产生不满和抨击情绪？

        这是社会流动趋于固化的征兆。当下，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乃至处于悬殊状态，造成了发展能力的缺失。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都具有向优势群体集聚的特性，这就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阻碍“贫二代”群体的向上流动。由于社会隔绝壁垒和阶层壁垒的作用，“贫二代”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已是可见的事实。在代际再生产的问题上，对于“贫二代”而言，父辈的差距正被复制到子代身上。

        当前，在我国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利益调控、权力监控等各项化解阶层之间冲突的措施和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在边缘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明显缺乏的同时，主导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却日趋完善，并且主导阶层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更大的利益强势，而边缘阶层被置于“永久的底层”。也就是说，要想回答农家子弟能否“鲤鱼跃龙门”这一问题，惟有改变他们“永久的底层”的命运，否则，等待我们的不仅是阶层对立，而是社会风险的日益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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