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薪到升职，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从子女教育到社会地位，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面对现实压力带来的焦虑，有的“中产”顺水推舟选择离开，有的直面困难仍在奋斗。
焦虑，究竟源自何处？
困扰“中产”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
中产阶层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水准？有人说，至少应该有车有房，生活从容，有一定闲暇。“我原本也向往这种生活，以为自己也有希望达到这一标准，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幻想。”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的马成说。
4年前，研究生刚毕业就进入出版社工作的马成感觉自己很幸运：“每月收入6000多元，还能解决北京户口，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小马说，由于没什么负担，生活过得很惬意，几年下来银行存款也达到20多万元，貌似“中产”了。
但今年有了新情况。由于年近30岁，家里经常催他结婚。“结婚要有房子啊。”小马说，一跟高房价正面交锋，看似不少的银行存款立马显得微不足道，连首付都不够。最后，还是在父母全力资助下，小马才在五环边买下一套不足90平方米的两居室。
打这儿起，小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活压力。50多万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消费水平一再压低，不敢聚会、不敢消费，以前的洒脱与豪迈都成了过眼云烟。现在，小马经常很焦虑。自己这点收入，哪年才能还清房贷？以后生了孩子，能负担得起吗？万一父母要用钱，怎么帮助他们？种种未知数，让这个原本大大咧咧的年轻人变得忧心忡忡。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很多跟小马一样的所谓“中产”，他们原本充满希望地追逐梦想，但仅仅“高房价”这一现实，就能立马将他们打回原形。在看似光鲜的生活表象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彷徨。
焦虑，源于个人因素还是社会原因？
有人说，相比改革开放前，现今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为什么还不知足呢？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容易抬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随之产生，这是“中产”不快乐的原因。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被“中产”认同。在北京一家行业协会工作的高先生说，好不容易才凑足首付买了房，沦为房奴；贷款买车，又还贷又养车，成为车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成了孩奴。“这些顾虑，难道是凭空编造的吗？难道是过高要求导致的吗？”
事实上，令中产阶层感到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工资到职位晋升，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再看众多青年在结婚生子后被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更让人意兴阑珊、斗志尽消。
逃离，自己更快乐吗？
面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压，“中产”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左冲右突
“逃离北上广”，最近成为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多年后，有些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前人们一窝蜂涌向大城市的现象相比，足以令人注目。
小成是广州某事业单位下属企业的职员，在大都市已工作了5年的她，回陕西老家发展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在单位，我们属于企业编制，收入虽然也能达到六七千元，但因为不能享受事业编制职工的福利，到现在也买不起房子。”小成说。
其实，家里早已为小成联系好了工作，只要回去，就能进入一个相当不错的单位。但是，由于心存干大事业的梦想，以前总是下不了决心。今年，小成找了一位同乡的男朋友，才决定一起回老家去，“下这个决心不容易，但还是务实些吧。家乡生活成本低，节奏慢，日子可以过得幸福点。”小成说。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让像小成一样生活在大都市的中等收入者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重压之下，部分中产阶层的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退，“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在大城市生活甚至变成“死要面子活受罪”。逃离，成为一些人的新想法。中产阶层正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作出反应，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左冲右突。
有人逃到“乡下”，有人逃到“国外”。
今年6月，在北京国贸举行的夏季房展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移民项目热闹非凡：“50万美金=美国房产+全家绿卡”，“买国内项目仅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买国外项目则是土地的永久产权”……各大投资移民中介机构声势很盛。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在记者的亲朋好友中，想通过留学、工作等途径申请移民的人也不在少数。当然，有能力移民的人并不多。
逃离之后，真能生活得更好吗？在远离大都市的地方，能否找到自己的幸福？
曾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过的小金去年回到了老家安徽，在当地的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任职。说到现在的生活，小金感觉还是有点别扭。“有时候会有失落感，生活节奏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现在每天就是过日子。”小金说，上海肯定不会再回去了，“在上海，每天都在挣扎；而现在，这才叫生活。”
尽管备受关注，但据记者了解，“逃离北上广”的现象目前并未演化成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潮流，尚没有数字能证明越来越多白领从大城市逃离，也无法证明离开了就一定会更好。
“道理很简单，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丰富的资讯信息。”在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卫锋说，他在北京工作8年了，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状态。再者，二、三线城市工作机会相对较少，且薪水相对较低，对人际关系的依赖也无法被忽略。转移到那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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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锁定”的中产预期
在帮助公众增收减负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各得其所、各展所长，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协调发展
在就有关话题采访中产阶层过程中，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即中产阶层虽然会为成了“房奴”、“车奴”、“孩奴”等而倍感压力，但更令他们焦虑的，是对今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缓解困境、改变现状感到无助。
接受笔者采访的广州一家企业职工小成说，在她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自己没有大幅涨薪的希望，没有提拔晋升的机会，没有创业自立的可能，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中彩票”，否则一定会被住房、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压得喘不过气，不仅“中产”不可及，向下流动成为社会底层倒是“大有希望”。
这种预期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产”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向下掉落相对容易，社会流动呈现不畅通的特征。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这一困惑并非“中产”独有，也是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感受。
近日，《我不想给月薪2500元的穷老公生孩子》、《已经生了“穷三代”的“穷二代”，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等一批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而表示不愿生育下一代的帖子，出现在国内各大网络论坛。“穷人家孩子起点就低、所受的教育比他人落后”等等，种种理由使部分收入不高的年轻人认为“穷人命运”很难改变，转而在网络上宣泄自己的想法，并引起不少共鸣。
为什么“向上”流动这么难？这里面可能包含个体的、主观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达标，再上一层楼自然不易；但如果不是个人因素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值得重视了。
流动的不正常，首先在于很多人收入少、负担重，这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截至目前，讨论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劳动所得偏低、社保体系不健全等难题依然待解，这无异于抽掉了让社会公众向上流动的梯子。如果养家糊口已属不易，哪还有再教育、创业等阶层“晋升”的机会和能力？
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家庭出身、所有制、单位性质、城乡二元体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正在式微。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后致性因素，正成为影响地位改变的主要因素，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也在逐渐增强。
但是，一些制度性障碍，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户籍制度、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没变，至今仍在起着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渠道不能畅通。当民众失去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时，被“锁定”也就难以避免了。“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等，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例证。
一个社会的流动渠道越通畅，社会结构才能越公正、越开放、越合理。今后，在帮助公众增收减负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各得其所、各展所长，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协调发展。
网友热议“中产”生活
人民日版9月9日刊发《“中产”的日子不轻松》、《不该褪色的光环》等文后，引起网友热议。
南京网友weiyanan:作者写到的几位应该算是中产中的“中产”了，对那些刚入“中产”门槛的就更不用说了。房子可以住小一些，车子可以不开，但上有父母要赡养，下有子女要上学……难啊！
西安网友老知青：支持对“中产”减税，他们很累。
上海网友怪兽：最近要租房子了，去看了看。同样一套1室1厅，2005年每月开价1200元左右，现在开价2500元以上。加上各种东西涨价，等于工资没涨反跌，现在生活压力太大，开心不起来。不敢结婚、更不敢要孩子。
南京网友山谷百合：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像我们一群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同学，如果在低价位时没有买房、家里没有太多基础全靠自己奋斗，真的是被房子害得够呛！每次看到房价刷刷往上涨，都不知道人活着为啥？一个房子就把好多幸福感给消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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