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实地调查之后发现，事件中的奶站和奶贩、还有被欠款的奶农等众多角色之间，仍然纠结于一些昔日的恩怨中。
每经记者 黎光寿 发自石家庄
就在三鹿事件行将两周年之际，2010年8月，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分局在行唐县查获18袋三聚氰胺奶粉，这一下子又勾起了人们对那起造成了中国奶业危机的巨大风波的回忆。
如今，曾辉煌一时的河北三鹿已被北京三元取代，但遗留在现实世界中的恨和爱依然存在。近日《每日经济新闻》在河北实地调查之后发现，事件中的奶站和奶贩、还有被欠款的奶农等众多角色之间，仍然纠结于一些昔日的恩怨中。
河北三元再重组 方向难明
全年销售收入5.37亿元，全年利润-1.38亿元，年末资产总额9.56亿元，年末负债总额2.14亿元，长期负债43.3万元——这是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在2009年底交出的成绩单，并已成为档案存入相关部门的记录之中。
2010年8月3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了石家庄市和平路539号，原河北三鹿集团总部所在地，也是今天的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大门前。大门东边的一个商务快捷酒店已经装修完毕，正准备开业。据透露，该栋楼原来是三鹿集团的办公楼，而在三元接手以后，正将其用于出租。
自2010年8月底以来，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再次进入了重组。记者曾相继联系了公司多个部门，对方均回应称“我们正在重组，究竟今后负责什么也不知道。”但一名曾经负责媒体联系的人士表示，公司的生产线还在正常运行，“从2009年3月4日恢复生产以来，河北三元的产量和销量稳步回升。”
北京三元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年报显示，河北三元2009年在全面接收原三鹿集团员工后，先是保稳定保生产，并加强了奶源基地建设。2009年下半年，河北三元依靠石家庄市政府提供的支持，投资1350万元，在市内开设了一个品牌店和300个终端售奶亭，守候奶亭的员工全部来自三元第一次机构调整富余出来的员工。2009年8月，三元第一次从三鹿的架构下实行瘦身，从机关科室分流了292人。
不过，2009年河北三元的销售额距离总经理高青山在公司大小场合里所说的10亿元销售目标还有些差距，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前三鹿上百亿的销售额更不具有可比性。“现在牛奶市场疲软，三元目前还处于以销定产的阶段，原三鹿集团的产能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前述公司人士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有事情干，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看到希望。”
“公司现在要实行事业部制。”该人士告诉记者，河北三元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高青山已因工作原因调回北京三元集团总部，而河北三元要改变原先的分公司架构，成立几个事业部，归三元的相关事业部直接管理，目前部门还没有确定，职责也还没有确定，也不知道未来将朝什么方向发展。
不过，记者就上述说法向河北三元办公室核实时，办公室表示“记者了解到的情况都比他们了解到的更多”；而河北三元党委书记张振岭也以“忙”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田文华与耿金平 生死两重天
《每日经济新闻》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刑后，在石家庄女子监狱服刑，并有一个独立的监室。不过，当记者拨打石家庄女子监狱的电话询问如何探望犯人时，刚刚报出自己的身份和目的，立即被打断，接电话的人说“不知道，你再找找别的渠道吧”。
正定县南楼乡东宿村，是三鹿案件事件中被判死刑的金河奶源基地负责人耿金平生长之地。在三聚氰胺事件将满两周年之际，2010年9月5日傍晚，记者从正定县城乘坐最晚的一班车来到东宿村。
东宿村非常偏僻，从正定县城乘坐公交车前往东宿村，公路两旁都是庄稼地，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据耿金平的大哥耿金旺（化名）告诉记者，耿家一共有4个兄弟，耿金平是老三，因同案被判刑的耿金珠是老四。据耿金旺透露，耿金平开奶牛场的时候，钱大都是借来的，“我还给他担保了10万。”“我从没听我弟弟说起过三聚氰胺，只知道他管那东西叫麦芽乳精，我也不知道那东西对人有害。”
安毓芳（化名）是耿金珠的妻子，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正定读高中，9岁的二女儿则在村里读小学三年级。安毓芳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大儿子在学校总有人朝他指指点点，受不了的时候孩子就会跑回家来了，她还宽慰孩子说爸爸的事情与孩子无关，让孩子无论如何要回到学校去上学。“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耿金珠）快一点回来，我们这个家里需要他，现在地里的活都是大哥和邻居他们帮忙，如果他回来了就会好很多。”
奶农奶贩之争 休战是何年？
在石家庄某食品批发市场，陈俊法和翟素芬刚刚开了一家小门面。据陈俊法说，开店两个月以来，生意一直很清淡，房租水电费一直都在不断地往里陪。
陈俊法和翟素芬夫妇原在行唐县经营一个奶站，专门给三鹿收奶送奶，一般是根据三鹿的奶源需求，将从奶贩手中和奶农手中收来的牛奶运送到行唐三鹿、太行三鹿和邢台三鹿等工厂。在三鹿遭遇三聚氰胺事件停产的时候，三鹿所拖欠奶农的800万元奶款中，他们一家就占了460万元以上。
在三鹿事件发生后，他们一直在找三鹿索要奶款，但一直没有得到说法。直到2009年底，当地政府才和他们达成协议，补偿他们奶款的70%。翟素芬告诉记者，事件后他们痛定思痛，决定离开行唐到外地发展。在接到政府转来的三鹿奶款后，他们相继变卖了奶站、送奶车和在行唐县城的房子，将其所欠奶贩和奶农的钱全部结清。“我们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了，到这边来能过一天算一天吧。”
不过他们的行为给翟素芬的弟弟翟振方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翟振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从2002年开始为三鹿收奶，到现在还有70多万元的奶款没有收回，这也连带造成100多户奶农受害。“我到现在也没有钱给奶农，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到我家里来讨债，一来就来好多人，我们都没有办法。”翟振方告诉记者，一到过年的时候他就只有外出躲债，等没有人到家催债了再回来。
可翟振方的躲债又苦了妻子的姐姐韩翠琴。韩翠琴曾给翟振方送过牛奶，再由翟振方送到三鹿。因为翟没有奶款给她，她一共欠了村民的10万余元奶款。开始时她还能用“没有得到奶款”来应付村民，但时间长了也难以得到奶农的谅解，丈夫由此被起诉到法院，法院调解她应当支付奶农的奶款。韩翠琴告诉记者，她丈夫为此也只得躲出家门，还曾一度跑到内蒙古的煤窑打工；而自己在村里也挨了3次打，打人的正是被拖欠奶款的奶农。无奈之下，韩翠琴用自己的积蓄还了大约6万元左右的奶款，但其他被拖欠奶款的奶农认为是三鹿结了奶款，纷纷上门讨债，“搞得我现在大脑实在都不够用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
张淑芹（化名）是被韩翠琴拖欠奶款的奶农之一，拖欠总数达到2万多元。记者在行唐县执阳村一处低矮破败的砖房里找到她家时，发现仅有的4间砖房里全家人住了两间，奶牛住了另外两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淑芹抑制不住心里的委屈哭了起来。她告诉记者，因为拿不回钱，家里80岁的老母亲生病了也不敢送去医院；大儿子在南京读大学，打电话回家要钱，因拿不出钱母子俩在电话的两边大哭。“最重要的是，我们原来买奶牛的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到现在都还没有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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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两周年 “毒”奶粉又现
三鹿事件临近两周年之际，2010年8月上旬，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分局接到举报称，行唐县城寨乡上滋洋村的一个奶牛场存有未销毁的三聚氰胺奶粉。该局立即行动，在该奶牛场查获18袋尚未销毁的三聚氰胺奶粉。而该奶牛场的创办人王吉秋表示，该奶牛场曾经是2008年销毁三聚氰胺奶粉的场地，本次查获的三聚氰胺奶粉，是当时销毁时遗漏的。
该事件的知情者对记者表示，三鹿破产以后，作为主要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行唐三鹿负责人曾试图用三聚氰胺奶粉支付给奶站，以抵偿拖欠奶站老板的奶款，结果遭到拒绝。而后行唐三鹿在处理三聚氰胺奶粉时，曾经有部分奶粉下落不明。
负责查办上滋洋村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赶往奶牛场后，查看了所有角落，并在原销毁三聚氰胺奶粉的场地掘地查看，最后查获了18袋奶粉。“我们查获以后就把这个案件交由公安局去侦办了。”这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记者拨打行唐三鹿负责人王永保的手机，一个号码提示无法接通，而另一个号码接电话的人表示不是王永保。而被查获有三聚氰胺奶粉的奶牛场创始人王吉秋对记者承认了查获三聚氰胺奶粉的事件，并称该处原来就是销毁三聚氰胺奶粉的地点，出现的原因是原来销毁的时候有疏漏，有的外包装没有被破坏，还没有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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