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中国式申遗”何以异化为“政绩变现”

朱四倍

        近段时间全国  “申遗热”升温，目前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景区正式备选“申遗”。相对于  “申遗”期间的巨大开支，“申遗”后保护费用稀缺已成普遍现象。而申遗后景点门票普涨，不禁让公众质疑这已成为各地政府的敛财之道。  （8月23日《新京报》）

        “申遗”究竟是为提升遗产价值、增强社会保护意识，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坐收渔利、追逐政绩的手段？这样的问题对“中国式申遗”来说，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而在追问之下，我们看到的怪象多多：“申遗”之后保护费用稀缺已成普遍现象，如北京五大“世遗”曾高达32亿元的修缮资金缺口、兵马俑博物馆年均仅几百万元维护费用等。与此同时，一些遗产项目申办后急于扩容，有的甚至搞破坏性开发，被限令整改后拆除成本又占了一部分维护费用。如张家界和石林就投入不菲的经费用于整顿景区秩序、拆迁违规建筑。

        其实，对“中国式申遗”来说，除了利益变现外，对官员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政绩变现。“申遗”的意义，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而进行有效的遗产保护却被抛在脑后。如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而云南丽江古城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在这样的例子诱导下，就当下社会环境来说，恐怕不出现“申遗热”也是不可能的。

        对某些地方政府来说，申报不在于保护文化遗产，而是为了追求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以及随之而来的知名度。某些地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拼申遗，并非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而是为了世遗标签带来的收益。在此过程中，是否真的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基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由此，“申遗”的GDP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文化遗产破坏度的代名词。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看到3种错位，一是功能错位，世界遗产的功能主要是文化精神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二是性质错位，将世界遗产等同于一般旅游资源；三是空间开发错位等。

        该如何审慎对待  “申遗”异化为“政绩变现”的逻辑悖论？要知道，无论多么荒诞，无论多么违背常识，“中国式申遗”都不会停止，因为投机和政绩的冲动已经淹没了理性可能存在的空间。

        事实上，“申遗”所能承载的遗产保护之重是有限的，要知道，“申遗”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倘若都成遗产了，所谓的遗产也就没价值了。这是我们应重申的常识。另外，我们也要明白“申遗”的另一种含义：“申遗”是迫不得已的最后之举，入选并不代表这种文化本身的价值就比别的高，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更亟须保护。

        当人们在不断地为那些渐渐消失的种种古都风貌、风景名胜而深感惋惜之时，或许，放弃狭隘的利益算计——GDP贡献率和“政绩变现”，找寻开发与保护中的差距，才是一个更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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