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告别“世界工厂”了吗？

每经记者  徐奎松  实习记者  李泽民

话题缘起

        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要告别“世界工厂”了？这是最近由南海本田整车厂和富士康等一批企业员工普涨工资后引出的热门话题。之前已经有报道称，台湾相关行业协会已经建议，为降低成本，台企可将生产线撤离大陆，搬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代工企业普涨工资达到25%，就意味着中国今后不再有廉价劳动力，而组装加工产业看重的就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一旦丧失，也就意味着“世界工厂”将转移。

        目前中国正步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快车道，能不能动摇“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意义重大，因为这直接影响着相关产业的调整布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是否尚存？当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不堪劳动力成本之虞而远走他乡时，政府该如何应对？近日，我们邀请了两位资深专家对此进行解析。

“世界工厂”优势尚存

        NBD：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东南沿海部分企业在这两年不断迁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已经动摇？

        刘煜辉：任何一个制造业的成本是由几块构成的，除了劳工的价格、劳动力的成本外，与一个国家配套的要素也有关，包括水电煤气价格、环保标准、税收优惠等，还与国家基础设施的便捷性以及出口导致的贸易成本等有关。

        从产业转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有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中国工人工资上涨过快，而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整体制造业优势仍然是其他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包括中国的基础设施、人口红利等，所以，我不赞同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受威胁的说法。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是一个综合体，从全球采购商来说，他们的定单依然会下到中国来。

        金柏松：我国的工人工资长期被压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从大的环境看，自从中国加入WTO后，低端加工领域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现在，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东部的东莞和长三角地区等地发生了民工荒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南海本田整车厂等具有代表性的停工劳资纠纷事件，造就了工人有理由提出提高工资的环境。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并不能说中国就要告别“世界工厂”了。这要看人工费用究竟占据多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像东莞的制鞋企业，人工成本占到80%左右。同样是在东莞，机电加工制造企业的人工成本却只占18%。由此看见，同样是做世界产业某个领域的组装加工活，其成本却有着天壤之别，而低成本占比是在60%以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离告别“世界工厂”还十分遥远。

        NBD：当曾经津津乐道的劳动力成本不具优势之时，面对停工要求涨薪的事件，政府该怎么来应对？

        刘煜辉：政府不应该运用行政的手段，通过强制的《劳动合同法》实行最低工资标准等。通过行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欠妥，硬性规定一些标准或者强制涨工资，对企业来说，企业的利润会下降，劳动生产率会下降，企业的竞争力也会下降，这些下降之后企业投资的意愿，也就是资本性支出的意愿就会跟着降低，最终导致就业放缓。工资政策如果导致了就业需求的不振，从宏观上讲，劳动者的报酬在全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体现不出，那么调结构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

        NBD：您曾经说资产价格倒逼工资上涨后果堪忧，这个“后果”主要指什么？

        刘煜辉：工资上涨肯定有人口自然结构的原因，80后和9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新一代，他们的追求和前辈有很大差别，对自我的要求比较强烈，他们大多都想融入城市，所以人口结构性的问题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推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刘易斯拐点）能够延续到2015年以后，但是现在好像拐点提前到来了。从最近的停工事件来看，这种拐点实际上已经到来，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泡沫经济。现有的工资水平无法保障工人正常的生活，所以要倒逼着涨工资，这样的倒逼等于吞噬劳动力的红利。本来在供大于求的环境下，只有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工资才会出现一个迅速上涨的局面，但是今天这一切提前发生了，起码提前了4到5年，这种因素很明显就是泡沫经济带来的。

        NBD：在您看来，随着工人工资的上涨，中国会丧失组装加工市场吗？

        金柏松：从整个世界环境看，中国的经济状态最好，市场前景最大，在这么好的状态下怎么会放弃  “世界工厂”呢？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不能看某一些代工企业提高了员工工资就断定中国会丧失组装加工企业，可以说，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世界各国是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的。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NBD：现在收入分配存在什么问题？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什么样的？

        刘煜辉：要给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一个机制，使他们有一定的机会进入中产阶层，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机制，仅仅靠政府从二次分配着手是不够的。虽然政府近几年做了好多事情，包括对劳工的保护，加强社会保障等，这些措施当然值得肯定，但是都是着眼于二次分配，这些不足以改变现有的情况，那就是没有让中低收入者造血的机制。

        一直以来，很多地方政策偏向于企业和资本，弱化劳动报酬，通过这几年来看，行政垄断的势力越来越庞大，导致整个民营资本的投资意愿和自身成长受到抑制，这种抑制使得整个就业市场处于低迷状态。企业不能快速扩张，产业不能大量延伸，从而不能通过就业带动整个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这是一个症结，所以必须要解决。

        NBD：从目前的情况看，确实有一些企业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转移，而我国的就业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刘煜辉：只有坚定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未来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打破金融垄断，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结束语：从两位专家的分析看，目前，尽管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工成本有所提升，但也应该看到，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也在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也在提高，所以，人工成本还处于可承受的范围。由此看来，中国“世界工厂”的优势尚存。

金柏松  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经济贸易部副主任

刘煜辉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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