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朱小雯 发自北京
8月1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发改委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下一阶段我国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点，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
时隔半个月，湖南长沙于8月29日举办了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与发展低碳经济论坛，提出将在长株潭开展低碳经济城市试点和低碳社区试点。这也是在东北重工业城市吉林成为首个试点示范区之后，我国在低碳经济领域迈出的又一个重要步伐。
事实上在此之前，保定市和上海市已经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于2008年初开始了建设低碳城市的实践；北京市在奥运会的准备和举办期间也均遵循 “绿色”和“低碳”的标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全新路线图的规划下，中国的低碳城市将会蓬勃发展。
意义
低碳示范区堪比经济特区
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是在2006年底。当时，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发改委、原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2007年9月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 “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
2008年6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而今年8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将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将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写入“十二五规划”。会议还提出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的实施保障能力。
此前，东北重工业老城吉林市成了第一个低碳经济试点示范的城市。2008年底，英国皇家事务研究所、第三代环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以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联合开展 “低碳经济方法学及低碳经济区发展案例研究”，吉林市被列为低碳经济区案例研究试点城市。该研究项目旨在通过吉林市案例研究，为国家政策制定积累经验和提供实践支持。
在该研究项目实施以前，上述几所研究机构曾在2008年初联合发布的报告中明确向中国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建议：在中国经济繁荣的东部和欠发达的西部探索建立低碳经济示范省（区），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经济特区。
标准
低碳城市碳排放该多“低”？
在谈到低碳城市时，一个需要消除的误区是：低碳经济不等于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主任杨富强指出，低碳经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它继承了我们过去的成果，也就是说低碳经济不会减少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它不会降低生活水平，而是通过其他办法继续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教授庄贵阳对记者表示，低碳经济是在较高的文明发展水平前提下，碳生产力水平较高，但是人均碳排放水平较低的经济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能源结构的清洁化、资源禀赋起决定性作用，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消耗将不断下降。
在国际气候组织中国区总裁吴昌华看来，低碳城市基本上大体包括两大块：第一，城市本身是低碳的，城市的规划、交通、建筑尽量朝低碳的方向发展，城市居民有很深的低碳理念；第二就是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然而，究竟多“低”算是“低碳城市”？据透露，这一标准目前仍在讨论之中。事实上，“低碳经济”一词的概念仍然模糊，而“低碳城市”也在等待一个能耗的标准来进行衡量。
庄贵阳介绍说：“单一指标不能衡量低碳经济的水平，所以要建立一套综合的指标体系。”中国正在建立的指标体系包括五大类：碳产出指标；低碳消费指标，比如人均碳排放的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人文发展指标；低碳政策指标，比如是否围绕低碳立法和企业的政策意识等。庄贵阳表示，希望在明确界定低碳经济概念的基础上确定指标体系。
不过，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仍在此基础上设定了低碳城市的衡量指标体系的绝对值。比如，碳产出指标高于北欧5国平均水平为低碳，介于北欧5国平均水平和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之间为中碳，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为高碳；又比如，低碳资源指标中的可再生能源占一次性能源的比例高于20%为低碳，介于10%到20%之间为中碳，低于10%为高碳等。杨富强认为，这些指标将来可以运用到各个部门和各个城市，然后进行低碳城市的排名。
前景
中国城市“低碳”潜力巨大
第一个低碳经济试点示范城市吉林市，按照国际碳生产力指标计算，其2007年的碳生产力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22%，属于高碳区间。根据低碳城市的衡量指标体系，吉林市人均碳排放量、人均零碳能源消耗量等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碳排放检测、统计和监管系统也不尽完善。但吉林市仍不失为一个“低碳”潜力巨大的城市：其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林业资源丰富，水资源拥有量丰富，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也达到了100%，并且有非商品能源发展激励措施。
国外不少城市已经做了很多低碳城市建设的尝试，而在中国，上海市建立的东滩生态城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和区域；此外，河北保定实际上先于吉林市拥有了自己的低碳城市发展规划，保定在开展试点后制定了明确的建设低碳城市规划意见，进行“蓝天行动”、城市煤改气、汽车尾气治理、“碧水计划”、森林固碳计划等，目前拥有世界第二、国内唯一的全产业链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企业，国内最大的风电叶片生产企业等。
在两个城市试点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问题和难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陈冬梅向记者介绍，就保定市来说，在一年多的试点过程中，政府的对于低碳经济的眼界提高了，但部门之间的协调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关键部门在执行落实低碳政策时还没有统一的思路。”此外，目前两市在试点过程中还看不出清晰的减排效果。如何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方案建立起量化减排信息并让公众获取和监督，仍旧是一个难点。
陈冬梅还介绍说，低碳城市的品牌在保定很受市政府重视，进而自上而下地推行；在上海则不易成为政府统一的政策思路。但在公众意识方面两市正好相反。保定市居民比较缺乏低碳方式的生活理念；上海市民则由于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低碳生活方式了解更多，也更推崇。
路径
建设低碳城市需政府主导
根据现有的研究和有限的国内实践，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效率中心副主任白泉总结出中国实现低碳发展主要有4个途径：合理的引导消费；优化生产或服务的结构；提高终端部门技术效率；打造一个建设低碳、高效能源工业，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他也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生活方式转变的不确定性，其次是科技进步和技术转移的不确定性，以及低碳资金支持的不确定性。中国在面对这一系列的不确定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显得尤为关键和迫切。
庄贵阳则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地开展的低碳经济实践，大都是以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先行动起来。陈冬梅表示，相较于中国，国外的低碳实践更多地需要跟基层项目、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结合，其实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在推进。“在中国，前期也是自下而上的路径。”陈冬梅说，目前中央和国家部委认识到低碳经济的战略重要性，政府主导的力量已经开始积极介入和强力推进，并完善对低碳经济的统一定义和管理。
从近期的国家政策和高层表态可以看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政府主导力量正在步步强化：继吉林市之后，国家计划接下来在十几个省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试点示范；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今年8月底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情况时称，我国还将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也就是说，今后碳排放指标可能与单位GDP降耗和节能减排一样，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约束性的、硬性考核指标，并定期公布各地考核结果。
与此同时，截至2009年7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完成省级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编制工作，有相当多的省份已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目前国家还在考虑将发展低碳经济的内容纳入“十二五”规划中，如果成真，低碳经济将成为各级政府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届时，中国将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低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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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低碳城市平衡是关键
那么，中国将要走怎样的低碳城市路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效率中心副主任白泉认为，中国的低碳发展道路与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有很大不同。发达国家低碳经济主要强调借助比较雄厚的经济、技术、资金实力，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绝对不会下降的情况下，达到低碳生活方式；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很低，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仍较贫困，“我们是在亟待提高的发展起点上来谈低碳经济，所以我们必须对发展的内容和过程进行调整，特别要强调发展的合理性。”
曾参加《京都议定书》第3次缔约方会议的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在将中国的碳排放数据与部分国家的低碳发展核心指标进行比较后发现，各国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存在着不一致性：美国以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保持了碳消费排放的持续增长；中国人均碳消费的增幅则低于人均GDP的增幅。
从碳产出来看，中国自1990年以来能耗水平持续提升；美、日、法、英等国则借助低碳技术，单位产出能耗均维持在较低水平。从各国碳能源强度指标看，中国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高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整个工业化阶段都有比较明显的高耗能产品的强度峰值，在峰值到来之前，钢铁、水泥、合成氨、铝等消耗强度都会快速增长，渡过峰值之后才迅速下降；而中国目前还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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