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伐制度或成林权改革瓶颈专家呼吁放宽制度管理

每经实习记者  何珺  发自北京

        2008年7月，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林改之后，林农有了相对的林业经营自主权。但《森林法》规定，林农砍伐林木不但需要层层申报，还需受木材采伐指标限制，因此阻碍了林农增收，影响了林农种树的积极性。

林农：采伐指标一证难求

        据地方政府公开信息显示，在很多地方，农民申请林木采伐证需经过多级领导申批，还需准备林权证、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同时要缴纳数十元甚至近百元的“两金”（育林基金、维简费）。更重要的是，即使农民弄明白了这些繁琐程序，缴足了费用，也未必能办下采伐证。

        河南省造林大户李鹏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河南三门峡、洛阳等地黑市买卖采伐指标的现象很常见，每立方米指标能卖到100元至200元，而林农自己却很难申请到指标。“木材贩子总是主动和农民联系，哪个农民木材价格低，他们就拿着搞到的指标去砍哪家的树，一般每立方米五六百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来，能以每立方米1000元左右的价格卖出去。”

        素有林权制度改革先行者之称的福建省，也存在林农申请不到采伐指标的情况。王先生的家人在福建龙岩市开有一家年产200万株杉木苗的育苗场，他透露，当地直接去申请采伐证的多半不是林农，而是一些从事林木相关贸易的商人。如果林农去申请，获批的数量比较少，手续也繁琐，大多林农甚至都不太清楚如何办采伐证。

        一家园艺公司的负责人翁先生也向记者透露，现在办采伐证“有点难”，要和林农和林业局都“搞好关系”。

林业部门：制度正在改革

        采伐证成了香饽饽，是否因为国家分配的指标量不足所导致？

        谈到指标分配，福建省林业厅林政处一位胡姓工作人员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透露，福建省一年商品材的采伐指标在1700万立方米左右，还是比较充足的。在指标不够用的时候就按林木年龄大小进行排序，年龄大的优先安排。“现在已经有一些县对指标分配方法进行改革，指标（分配）和申请（之间如何协调）处理得比较好。”

        也有林业系统的工作人员表示，绝对不可能存在买卖指标的情况。湖南临湘市聂市中心林业站站长龚朝辉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国家的指标都入村到户了，有些人所说的“一立方米指标卖100元”是有所误解，100元左右应该指的是办理指标所需要交的“两金”数额。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的采访中，福建泉州德化县林业局的曾先生称，每年的木材市场行情决定了申请采伐证的积极性。“行情好的年头下面都争着要指标，县里把指标分到乡镇后，乡镇再往下分的时候常常不够合理，把大部分指标分给乡办林场和镇办林场，而一般林农分到的指标很少，所以现在指标分配改成电脑排序和抽签决定了。”曾透露，最近福建省林业厅也来县城调研，征求采伐制度改革意见。

专家：采伐制度应放宽

        如何真正做到把山林的经营处置权交给农民，疏通农民的增收渠道？专家们提出的具体建议各有不同，但指导方向却出奇的一致，对商品林的采伐制度应当放宽。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重要的是把林木处置权彻底还给林农，既允许他们种树，更要允许他们砍树。采伐的限制导致农民铤而走险盗砍滥伐，而农民一砍树就被上纲上线，自然没有动力再去种树。郑因此建议取消采伐限制。

        而中国林科院副院长蔡登谷在接受采访时则认为，全盘否定限额采伐制度是不正确的，森林限额采伐有效地遏制了森林资源的过量消耗，目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取消采伐证。他表示，林权改革后采伐制度的改革也将有所突破，国家正积极研究采伐限额改革的问题，未来可能将采伐限额的标准放宽到5年或10年，让经营者在一定年限内自主决定每年的采伐量。

        “大树基金”发起人、知名环保人士冯永锋则认为，采伐指标或采伐证并非问题的根源，关键是农民没有机会参与采伐制度管理，而行政部门在执行管理上又显得很无力。他建议，以村民入股等形式使林农参与管理，将采伐制度由硬性指标分配向指向性引导的方向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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