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企业在劳动合同里，明确写着一周工作6天，每天晚上10点下班。”5月9日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交大安泰”）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交大安泰EMBA的“E堂大课”上的这句话，让现场的企业管理者们陷入短暂的沉默。
个案背后是社会的真实缩影，更折射出当下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当“内卷”成为一种竞争常态，经济增长的动能反而在被吞噬。2026年，全球经济在复苏中分化，国内结构转型进入深水区。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开局，“反内卷”与“供给优化”正式从学界呼吁上升为政策主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整治“内卷式”竞争从“综合”升级为“深入”，商务部等多部门密集出台措施破除市场壁垒，叠加人工智能与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整治无序竞争、畅通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工具箱正全面升级并加快落地。
陆铭在演讲中系统回应了这些变化。他指出，当下的核心问题是供给与需求的错配：制造业“通缩”与服务业“通胀”并存，老百姓一方面缺钱消费，另一方面又“有钱没处花”乃至“没时间花”。要激活2026年的市场活力，必须从“反内卷”破题，通过优化供给结构，让经济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向更依靠消费和创新驱动。
“内卷”这个词被说了太久，但在陆铭看来，它不仅仅是竞争激烈，而是那种“不提高产出和效率，纯粹是看到同事没走，我也不好意思走”的无效竞争。
陆铭将“内卷”分成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内卷”。“以前不管人多还是人少，到处都去搞房地产、搞基建，竞相补贴搞招商引资。”陆铭认为，这种短期、局部的行为导致了局部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今年全国两会首次将经济增长目标设置为“4.5%～5%”的弹性区间，陆铭认为，这释放了一个关键信号：绝不能为了凑数字，再去盲目上马低效投资。
第二个层面是企业之间的“内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过度加班。“在经济学里，这叫‘加班是占优策略’，别人不加班我加班对我有利，别人加班我更加得加班。”陆铭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中国企业（不含个体户）平均周劳动时间达48.6小时，意味着按8小时工作制算，平均每人每周要工作6天以上。“在某著名互联网大厂附近，每晚10点是要堵车的。”
但这种“内卷式”加班真的能带来效益吗？陆铭曾做过一个小范围调查：受访者认为如果工时削减10%，生产根本不受影响。这恰恰说明，加班的产出极低。而制造业则是另一种局面，加班更多是为了压低人力成本来争夺出口订单。如今，这种做法正在遭遇外部环境的强烈反弹。“如果今天你是做制造业的，需要多注意一些。”陆铭直言，“倘若你是靠加班获取竞争力，而不是靠创新，你的出口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5.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2.5%，电动汽车出口大增77.5%。数据很亮眼，但很多人的体感是“钱不好挣”。对此，陆铭用“供给适应需求”五个字道破了这种“温差”的根源。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增长并不同步带来就业和收入的增长。”陆铭指出，很多高端制造业属于资本密集型，甚至正在“机器换人”。当增长集中在这些用人少的行业，普通劳动者自然感受不到暖意。
另一个更典型的信号来自价格。陆铭直言，制造业呈现“通缩”状态，你能生产的东西，老百姓早就买够了，只好降价竞争和出口；而服务业却出现“通胀”，一些服务的消费（如幼托）价格持续上涨，因为供给不足。这正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能做的制造业产品往往过剩了，老百姓新增的服务需求却还供给不上。
“电影拍好了，票房能冲到全球第五；足球赛搞好了，能全民狂欢。一到节假日，全国景点人满为患。”陆铭笑着说，消费者自己都看不明白，不是说通缩没钱吗？怎么节假日到哪都是人？答案就是当服务消费成为增量，而供给不足时，出现“有钱没处花，甚至没时间花”的局面。
物质消费已经接近饱和，家电、汽车、手机几近饱和；而服务消费，如养老、教育、医疗、幼托、文旅、体育，既是供给短板，又是新增需求。这些领域的消费恰恰需要时间，但过度加班把消费的时间窗口给堵死了。
在谈及如何破局时，陆铭指出，优化供给不是继续盲目扩大制造业产能，而是通过“投资于人”，更多把资源投向服务业短板。比如，上海至今缺乏能容纳几万人的室内演艺空间，导致国际巨星巡演无法落地，“十五五”期间将补上这个短板。这些“投资于人”的领域，不直接产生工业税收，却能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并通过服务业消费拉动大量制造品作为中间投入的需求。中央层面已明确提出“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在陆铭看来，这不仅是民生补短板，更是激活内需的增长策略。
面对AI浪潮，很多人担心会被机器抢走饭碗。陆铭却提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视角：AI可能被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
今年全国两会首次提出“智能经济”概念，多部门联合推动智能体在金融、制造、消费等场景的规范应用。但陆铭发现了政策文件中一句容易被忽略的话：“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
他认为，这句话的背后是道路选择。纯市场的逻辑下，算力付费、硬件昂贵，AI只会成为少数人和大企业的特权，社会差距可能被急剧拉大；而中国正在尝试AI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补贴算力、推动开源、支持公共云，把使用AI的成本降下来，让它更普惠。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地已在落地“补贴算力、鼓励一人公司”的实践，让更多普通人也能用AI创业。陆铭认为，这既是技术普惠，也是从“一次分配”环节直接干预收入差距的制度创新。
AI的终局是“人机协作”，而非简单替代。那些需要共情力、想象力、判断力的服务业岗位，反而会因为AI的赋能变得更有价值。
“服务业开放，是中国打破内卷、对接全球的关键一步。”陆铭进一步表示，当前服务业恰恰是中国的供给短板，电信、医疗、教育、文化这些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既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做生意的机会。倘若中国继续出口大量制造品，那么把服务市场更多对外开放，全球经济才能“再平衡”。
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已占GDP的57.7%，时隔22年再次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目标：到2030年突破120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60%。陆铭判断，未来五到十年，制造业要成为“压舱石”，但增长的新引擎一定是服务业，而且是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两条腿走路”。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制造业必须向“服务化”转型，不是把产品卖出去就完了，而是靠前端的研发和设计，以及后续的营销和消费者服务来增值；对地方政府来说，则意味着要从“卖地建厂”转向“培育城市服务生态”和提高生活品质。
正如陆铭在演讲最后总结的：“制造强国要靠创新，不能靠内卷；提升内需，就要更多发展服务业，让大家有就业、有收入、有时间花。”这既是2026年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也是未来十年中国商业的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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