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着力解决法人治理结构和投融资体制问题，是化解债务的深层次思路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银行业如何发展特色金融文化？如何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在县域竞争中，大中小银行优势互补的堵点在哪里？如何解释金融伦理与经济学中效用最大化假说的关系？如何培育耐心资本？

对于以上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曙光。王曙光教授是国内最早开创金融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同时提倡新旧动能的柔性转换，对地方债务化解也有独到的见解。在本次专访中，王曙光也谈及了未来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产业、房地产转型发展等问题。他认为，在化解债务的同时，着力解决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和投融资体制的深层问题，是化解债务的深层次思路。

房地产仍是多元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养老地产、文化地产等有很大发展空间

NBD：你曾撰文指出要增强中国经济韧性，强调了新旧动能的“柔性转换”，其中“柔性转换”该如何理解？

王曙光：北方很多地区传统重工业较为发达，产业转型难度较大。如果以单纯削减重工产业和产能的方式降低能耗、污染，将对当地经济和民生产生消极影响，包括税收减少等，进而影响财政状况。

尽管这些产业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传统产能占比过高、碳排放高等问题，但我们不应忽视其对我国未来竞争力和制造业能力的重要性。例如，珠海航空展上展示的产品，其背后依托的正是我国强大的钢铁生产能力和综合工业制造能力。简单削减钢铁等重工业产业和产能，可能使民生和财政压力增大。

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我们应强调“柔性转换”，即通过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逐步实现减排和生态友好，而不是简单地削减产业。我国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实施动能转换的机制和方式不同，形成了“弹性体系”和“刚性体系”两种不同的转型模式。

一些地区执行一种“刚性”的政策，希望把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统统去掉，这将极大地影响当地经济增长、就业和民生，这种刚性的政策机制不可取；而“弹性”的制度体系强调系统性的、渐进性的制度安排，在解决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照顾到技术创新的渐进性、民生就业和新旧转换的过渡性政策措施，注重新增长点的培育，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使动能转换过程自然而然地进行。

“先立后破”就是在总结比较“弹性模式”和“刚性模式”利弊的基础上，提出的更具操作性、更具可持续性的政策措施。目前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攻坚期和过渡期，在新动能和新产业的“立”还没有完全到位之前，先不要急于“破”传统产业，新旧之间的过渡要“软”、要“柔”，不要“硬”、不要“刚”，要衔接自然，而不要强力转换。

NBD：未来哪些产业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王曙光：当前，尽管“全球化红利”仍有深化的空间，但传统的增长时代已经过去。我国现在正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的发展必然趋势，即主要依靠内需驱动，以国内需求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辅以出口增长。

我国正处于一个真正的转型时期，需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和决心，着力发展新兴产业，哪怕这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代价，也要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推进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力降低社会风险、保障民生。这一转型关键时期大约为3年到5年，最多不超过8年。我国的产业体系要从低附加值、初级产品体系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高附加值体系，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占据高端位置。

新动能的发展领域包括新能源、智能制造、光伏、电池技术、产业智能化、3D打印、装备制造业以及先进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同时也包括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无人驾驶汽车等。这个发展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必须推进，即使需要付出一定的转型成本。

我国的目标是从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转变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强国，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特别要在尖端工业领域发力。我们要有紧迫感，尽快完成这一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转换。

NBD：你认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动能应该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还会出现房地产一条产业链带动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情况吗？

王曙光：原先，我国的经济增长引擎相对单一，未来经济增长将趋向多元化。而房地产行业仍在其中，我们不应忽视其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房地产未来还有很多转型空间。养老地产、科技地产、文化地产等其他类型的地产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未来房地产的问题将不再是简单地寻找居住地。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应用，房地产开发行业将迎来新的机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商业地产、住宅地产以及养老地产等细分领域可能具有投资潜力。房地产的产业形态将发生深刻变化。

除了房地产之外，我们还需要培育那些真正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应具有更长的产业链、更大的拉动效率和更高的成熟度，形成多元化的经济增长动能。我国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趋势方兴未艾，将为所有产业，包括传统产业，带来转型和发展的历史机遇。有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低空经济，正在悄然崛起，成为万亿级别的产业，我们需要在产业政策和法律层面为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保障。

将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变为由多元化资本构成的企业，实现长远盈利

NBD：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除了政策的激励，还需要资本的推动。你对地方债这类资本如何看待？有人将地方债看作“洪水猛兽”，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王曙光：当前，我国面临的三大风险包括中小银行风险、地方债务风险以及房地产风险，这些风险相互联动且相互叠加。地方债务风险，既与中小银行紧密相关，也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休戚相关。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预计将实现“软着陆”，随着中小银行风险的逐步调整和处置，地方债务的化解压力也相应减小。

我们要认识到，地方债务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债务比例较高的地区多是欠发达地区，地方债务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这些地方用地方债，在10年或者是20年时间内，解决了200年的问题。而地方基础设施并非作为地方私人物品仅由地方受益，全国各地都将受益，这是为中国发展提供的公共物品，因此地方债问题在理论上也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解决，形成合力。

近期，我们对地方债务的处理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央实际上在释放一个信号，即与地方共同承担债务，积极化解债务问题。这不仅包括债务的化解，还可能通过调整央地关系，使中央承担更多的事权，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

财政部近期宣布，从2024年开始，我国将连续五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每年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再加上这次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这个力度是很大的，对解决地方债问题肯定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关键是我们的化债观念和思路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前强调“谁的孩子谁抱走”，现在强调央地合力，强调中央地方财政体制的完善。财政部近期公布的化债思路转变。一是从过去的应急处置向现在的主动化解转变，二是从点状式排雷向整体性除险转变，三是从隐性债、法定债“双轨”管理向全部债务规范透明管理转变，四是从侧重于防风险向防风险、促发展并重转变。

此外，我们还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去化债，而不是为了化解存量的债务去“单纯化债”。其中关键问题是调整央地财政关系。这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拓财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二是“强激励”，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三是“管好债”，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四是“优事权”，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NBD：一方面是“化债”，另一方面是长远发展，如何提高地方融资平台的盈利能力呢？

王曙光：“化债”只是一个方面，根本上还需要解决地方投融资体制的问题，确保未来的投资具有效率。虽然认可城投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巨大贡献，但城投也不能亏损，需要提高效率，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这背后的逻辑是要转变地方投融资体制，低谷期实际上是体制转换的最佳时期。地方投融资平台是产生地方债的主要来源，其问题在于法人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不合理。

首先，各地的地方投资平台需要经历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重大转变，在化解债务的同时，改变股权结构。引入多元化资本分担现有债务，同时按承担债务的比例分配股权，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从而将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变为由多元化资本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其次，要组建一个真正多元化的董事会，实现多元化决策，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法人治理结构。非政府部门的董事会成员将关注其投资的风险，更关注回报。这样就会慢慢改变其运行体制。

在化解债务的同时，着力解决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和投融资体制的深层问题，这是化解债务的深层次思路。地方政府的投资平台将投资于高科技、天使投资、大数据、云计算和生态友好型企业，而且这些投资都将是长期的“耐心资本”。合肥、深圳等地的政府投资模式，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的时代已经过去，地方政府将转向成为未来中国高科技的耐心投资者。

对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设要进行反思，“短期理性”在长期并不理性

NBD：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如何培育“耐心资本”呢？

王曙光：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耐心资本”，核心在于引导大型机构资金更多地投入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中。

耐心资本的培育需要借助两个层面的合力。一是在宏观层面，需要构建激励框架，包括制定相应的鼓励措施和约束性条款，以促进资本向战略性产业流动；二是在微观层面，应确保这些机构能够从耐心投资中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NBD：如何确保在长期主义的投资理念下获得收益？

王曙光：首先要提升投资能力，同时应在投资结构中寻求均衡，并探索多样化的投资手段，例如寻求更专业机构的帮助来解决技术性难题。

此外，对于耐心资本，由于其主要投资于国家战略性行业、新兴行业和高科技行业，国家应对这类投资保持一定的错误容忍度，因为投资并非总是能够精确无误。有一定的容忍度，对纯粹的技术性问题的追责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是培养耐心资本的重要方法。近期中央鼓励央企对高科技行业进行长期投资，使之成为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里面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好的容错机制，鼓励他们成为耐心资本。

当然，在投资过程中，投资机构应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来降低风险，包括抵押担保、保险工具、期货工具和对赌协议等。要形成多元主体的、完备的“耐心资本投资体系”。耐心资本所面临的风险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市场的完善程度越高，投资风险越低。

NBD：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到，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均以利己为动机，以获得最大的效益。你认为理性人假设与金融伦理有无矛盾？两者是什么关系？

王曙光：在讨论金融伦理前，首先要解决怎么界定“理性人”的问题。经济学教学中通常从人是自私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观点出发，企业同样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效用最大化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效用分为短期效用和长期效用。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效用最大化”的假设需要进行反思。“理性人假设”并不等同于短期理性，从长期角度来看，“短期理性”可能并不理性。

实际上，作为经济学基本假说，中国的“义利观”相较于西方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假说更为合理。儒家经济伦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见利思义”，这是一个底线原则，也是一个消极原则；第二个层次是“义以生利”，这是一个更高的经济伦理原则，是一个更为积极的原则。“义以生利”的观点，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也是有很深刻的合理性的。

例如，一个银行如果模范地履行其社会责任，在促进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增进性别平等、促进社区发展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以及扶持弱势群体等方面做得很优秀，它必然赢得巨大的社会声誉，这种社会声誉对于银行而言就是一笔巨大的难以替代的“社会资本”，它赢得了社会的广泛信任，因而其客户美誉度和信任度就会大幅提升，从而会赢得大量的商业机会和利润。

当前各类商业银行业务逐渐趋同，县域金融竞争激烈

NBD：银行业如何发展特色金融文化？我国传统文化能催生出哪些金融特色？

王曙光：金融本质上是一个制度体系，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与人类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金融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和心理特征紧密相连，并不是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化体系。构建金融文化应当结合本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与本地的地方文化和历史资源相结合。

不同地区的银行虽然都从事银行业务，但在运作体系、企业文化和金融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的一家村镇银行为例，该银行将当地民族文化融入其金融服务之中，例如为客户提供奶茶等，以此增强了牧民的亲切感。尽管该银行位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且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但其在当地的运营非常成功，是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特色的牧民文化的典型案例。

此外，银行应将当地文化融入其产品设计和流程之中。例如，服务于牧民的银行在产品设计时需要考虑到牧民的具体需求，这与服务于城市工商业者的金融产品有所不同。

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两个结合”的关键，是如何发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之运用于当下金融业的实践中。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这都能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大量的启发。

NBD：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在一些区域，大行由于缺少对当地文化、企业历史、环境的深入了解，使得其区域性发展相比于城商行受到掣肘。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王曙光：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大行虽然有科技优势、资本规模优势，并且能够吸引高学历人才，但在本地化能力上存在劣势，即对本地的渗透能力、对本地客户资源的黏合度、获客能力稍微弱一些。而小银行因在当地经营时间长，对每村甚至每家每户都有详细档案，能更好地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获得客户认同。

NBD：大中小银行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合力，形成嵌合体，优势互补？

王曙光：理论上可能，但实际执行中存在困难。

我们曾考虑过让大行在一定程度上将业务委托给小行，由大行提供资金，小行负责控制不良贷款在一定比例之内，并最终按比例分配利润。然而，由于银行间财务系统难以对接，最终实施效果并不佳。

因此，当前出现了大中小银行业务逐渐趋同的局面，这迫使大行不得不在县域铺设网点，导致县域金融竞争激烈，原本的“蓝海”现已变成“红海”。我认为，未来从国家层面出发，可能需要进一步探讨大中小银行如何实现合适的分工和合适的合作，既有比较清晰的分工，又能优势互补。

NBD：县域竞争成为“红海”之后，未来银行的竞争战场还有可能怎么转变？

王曙光：目前，金融体系的顶层由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构成，往下则是由“巨-大－中－小－微”五个层次的银行组成的“金字塔型”银行结构。这是一个相对均衡、相对合理的银行业结构。五个层次间既有分工，又存在竞争关系。

然而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县域，五个层次的金融机构均有布局，导致过度竞争和重复贷款，从而对信用体系造成压力。过度竞争也导致银行业的利润空间正在收窄。现在，大银行（如工农中建邮）和地方小银行（如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之间的过度竞争，已经对地方小银行造成了消极影响。

当前农村普惠金融的状况与十年前相比发生了本质变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信息透明度不足，导致一家银行对客户进行信用调查的结果不会共享给其他银行。同时，由于各行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几家银行同时给一个客户放贷，这种重复放贷的情况也导致银行的信贷风险加大。

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地区，在城市中同样普遍，只是在普惠业务领域较为突出，普惠业务中小客户的小额信用贷款相对较多。因此，需要建立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以有效解决大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问题，解决重复放贷问题，解决信用信息的共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