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亚开行原首席气候专家吕学都：城建规划需考虑极端天气影响，气候投融资“颗粒度”亟待细化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节能减碳和绿色发展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关键词。本届全国政协新设置环境资源界别，这是全国政协自1993年增设经济界别以来，再次增加新的界别，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的工作重点建议，其中“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成为重要一环。 无独有偶，3月6日，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Re:Think2022智慧城市与韧性未来”会议上，如何加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时的韧性，成为与会嘉宾讨论的焦点话题。 会场外，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原首席气候变化专家、国家气候中心原副主任吕学都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专访。吕学都从事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已经40余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至2010年，他一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一员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的审查和批准工作。2010年，吕学都加入亚开行，重点负责碳市场、气候技术转让、气候投融资等工作，直至2022年退休。 过去几年的极端天气事件，让许多人开始注意到气候变化给生产生活带来的真实而深刻的影响，也凸显出城市在面临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 吕学都认为，城市规划要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至少2℃可能带来的影响考虑在内，要通过市场手段来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到“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上去。作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抓手，国内的气候投融资工作已经启动，但仍然处在初步阶段，挑战重重，首当其冲的就是量化气候金融及其带来的气候效益。 全球升温2℃或为最可能情景，应对环境挑战要因地制宜 NBD：2022年北半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炎热夏季，极端高温在欧亚和北美大陆持续蔓延，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极端天气事件给我们的城市建设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图片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吕学都：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建设，其实没有太多考虑在气候变化语境下的极端天气事件。无论是城市排涝，还是沿江沿湖沿海地区应对洪水或海平面上升或严重干旱带来的影响，常规的做法可能是以5年一遇、或10或20年一遇标准来做设计，少数可能做到50年一遇标准。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气候变化，目前的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革命前升温1.1℃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极端天气已经屡屡打破过去的纪录，原来的设计标准已经不够用了。 极端天气事件近几年在全世界发生得越来越多，甚至两到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把一年的降雨量都降完，过去的城市规划是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的。 因为城市的基础设施通常要运行好几十年，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在搞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时把全球变暖的因素考虑进去，否则就不足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了。根据现在的科学认知，宜考虑全球升温2℃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来做规划和设计，因为根据现在全世界的各种研究，把升温控制在1.5℃已经是不太可能了，甚至连2℃的控温目标都岌岌可危。 当然，这种全球气候模型的准确性还不是很高的，而区域气候预估要做得准确也很困难。 即使政策制定者对气候变化有清楚的认知，也有科学工具做参考，这仍然涉及到成本问题。比如说一个项目的设计把标准提高到防50年一遇的灾害，那相对于20年一遇的标准，就会增加很多成本，即使政府觉得科学家提出的方案很好，也有可能拿不出钱来建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 NBD：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或者减少极端天气对城市的冲击吗？ 吕学都：如果硬件设施达不到条件，还可以采取一些软的措施，做到软硬结合。比如极端天气气候预警系统建设，通过预警，让公众提前做好防范，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又例如，在城市规划时要留出必要的区域作为雨洪吸纳场所。 在国际上，有一种提法叫“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因地制宜”，即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来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达到最少投入产生最大效益，而不去做过多的人为改变。比如说有一块低洼地，就把它作为极端暴雨时的一个出口或通道，顺其自然。当然政府也可以规定这块洼地在没有暴雨情况下的用途，但是要保证在泄洪时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2022年7月，英国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等地18日至19日发布“极端高温”红色警报。 图片来源：新华社发蒂姆·爱尔兰摄 气候投融资亟待量化细化 NBD：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中，以降低排放为主的减缓（mitigation）成为焦点，而帮助人群避免气候灾害伤害的适应（adaptation）工作，得到的关注度和投资额都比较少，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吕学都：减缓气候变化，现在主要讨论的就是“双碳”（碳达峰、碳中和），这个是比较硬的一个任务，从计量上来讲也是容易做到的。例如政府可设定量化的减排考核指标，减排措施产生的减排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减排甚至还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兑现给投资者。结果就是各种资本投向减排项目，2021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中约90%用于减排。 适应气候变化，是指减轻或者避免气候灾害带来的损害，例如修水坝、盖房子，装空调等。回顾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与天斗与地斗的历史，与天地斗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气候的过程。当然现在我们使用适应这个术语，指的是适应人为因素导致的过量温室气体排放而造成的气候变化。 适应工作之所以比较难做，主要是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很难准确知道一个地方会不会发生很严重的天气气候事件，很难告诉决策者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 另一方面，适应气候变化投资产出的是巨大的公共效益，投资者自己可能收不到必要的回报。公司也好，个人也好，资金总是有限的，很自然地，大家都更愿意把有限的资金用到能够产生最显而易见效益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两个方面中，适应应该是更迫切的，因为气候灾害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来还会不断地增强，因此更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的影响。 NBD：正如您所言，投入适应的资金相比减缓来说，份额要小得多。有哪些有效的机制可以激励更多资金投入这一领域？ 吕学都：如果想用市场手段来激励投入，就得让投资者能够享有投资产生的适应效益。比如说有一片洼地，可通过修大坝、加深护坡，或者是增加排水系统，让这块地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也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这块土地的价格就会大幅度增长。这种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应该归投资者所拥有。 必须有明确的政策指导，才能够让投资者放心投资。通过政策形成市场规律，投下去有回报，才会有人投。 NBD：2022年8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选取23个地方进行气候投融资的试点工作，将为全国各地开展低碳发展与气候适应战略转型积累宝贵经验。您认为气候投融资的政策制定上，将面临哪些挑战？ 吕学都：国内目前在气候投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实施指南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面临巨量挑战。特别是在气候投融资的量化方面，国内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指导政策、指南和统计体系，气候效益数据等基础信息缺乏。 像《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用年轻人的话来讲就是一个颗粒度很粗的目录。它将绿色产业划分为六大类别，30项二级分类以及211项三级分类。只要你投资的项目包含在里面，这些投资都叫绿色金融。气候金融也是这样计算，不管项目是减排一万吨还是十万吨，投下去的都叫气候金融。实际上一个减排项目，可能涉及到大量与“减缓气候变化”无关的部分，但按照目前的做法，是无法区分的。 而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银行，只计算能够带来减排或者适应效益的那一部分投资算为气候投融资，比如投资10个亿的项目，可能只有2个亿的资金能带来气候效益，就只算这2亿为气候金融。这些机构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气候投融资及产生的气候效益的指南和方法学。 多边银行采用统一的方法和原则已经十多年了，但国内目前还缺乏这些指南和方法论。去年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批准23个地方进行气候投融资试点，试点地区应该可以放开手脚去做试验，然后把好的经验总结起来，为今后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很多政策都是这样通过试点来做的，证明很有效，很期待气候投融资试点产生很好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