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丁舟洋 朱鹏 每经编辑 易启江 宋红
为何他的去世，引发了举国关注和学界内外的深切悼念？
2月27日晚间，厉以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改革先锋、中国股份制开创者、主持起草证券法、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厉以宁身上有着非常多权威显赫的标签。
他的学生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主政者、从商有道的企业家、卓然而立的著名学者，但在学生们心中，厉以宁从来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摸的泰山北斗，厉老师就是厉老师，他永远都是学生们最热爱的老师。
经济学界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厉以宁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平新乔……
2月27日深夜，2月28日清晨，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向厉以宁当年的学生们提出想从“我的老师”的角度采访报道时，这些名师大家们无不倾心相告，他们谈起与恩师生前交往的点点滴滴，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说到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厉老师的时间，大概都在几年前。那时早已功成名就的厉老师，还住在原来的教师公寓里。
“客厅很窄，沙发离电视机很近，就是窄窄的一溜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告诉每经记者，“他没住过大房子，房子里没有一个大厅。对吃也很简单，煮一个大骨头，就着米饭和几片咸口的小鱼干……”
林双林不由想到一次厉老师到美国开会的情景。“会议结束后，我还跟厉老师一块儿去过黄石公园，我连续开了五天的车……这就算……”言至此，林双林声音哽咽。
这是学生想到自己曾照顾老师时心里的一点点安慰。
时间回到1978年2月，跨入北京大学大门的77级经济系学子林双林，推开了人生新的大门。
77级大学生，也被称之为站在拐点的一代，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中国社会即将推开一道新的时代大门——改革开放。
“当时大家兴头很高，老师学生争分夺秒，想把过去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林双林说，1977年，曾是远在陕西眉县教育局干事的他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林双林如饥似渴地学习，为了学英语，他走路时手上都拿个单词本，站在食堂排队时也拿着，嘴里不停地念。“大家都特别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还很关心时事政治，每天课间就赶紧到外面看看橱窗里的报纸。所以就是一边好好学习，一边关心国家大事。那时，我们北大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北大经济系名师荟萃，厉以宁老师的课一下就吸引了没有经济学基础、年龄层次不齐的77级学生们。
图片林双林（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朱善利（右、曾师从厉以宁教授的77级学生）与厉以宁、何玉春夫妇。摄于厉老师家中。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厉老师知识渊博，讲课清晰明了，把复杂的经济学原理用浅显的语言讲出来，让人听得明白，记得实在。”时隔四十多年，厉老师讲的内容，林双林仍能脱口而出。“厉老师用左右两边食指比划出一个十字叉，他说经济学很简单，就是两条线一个点。一条线是供给，一条线是需求，中间是供给需求均衡。”
“你说，这不是很生动、很形象？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后来我教书，也给学生说经济学就是两条线一个点，他们都觉得豁然开朗。”林双林说，“厉老师也是很伟大的教育学家，能把深奥的理论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种讲课生动形象的风格，厉以宁一以贯之。2004年，林双林曾主持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探讨民营经济与中国发展，邀请了厉以宁和欧美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别人一般都讲民营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到厉老师这，他讲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这时候，厉以宁又说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形象比喻，“他说龟兔赛跑的故事咱都知道，但龟兔赛不光是一回。到第二回，兔子就不睡觉了，兔子就跑了，龟就输了；龟兔赛跑还有第三回，兔子跟龟商量一下，咱们赛跑时一起跑，遇到河的时，乌龟帮兔子过河，到陆地上兔子帮乌龟。你看，厉老师这个故事实际上讲的是不同主体在市场中的合作共赢，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
在林双林看来，学生们热爱厉老师，因为他讲课好，更因为他真心爱护学生。“他说老师对学生，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厉老师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从1978年入校到1982年毕业，77级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经历着社会思想的解放与激荡。
林双林还记得在毕业时，班上有一位叫何小锋的同学。“在上学时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就是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可是我们同学何晓峰提出，不止劳动创造价值，劳务也创造价值，也就是说服务业也创造价值。”
服务业创造价值，在现在看来是再合理不过的事实，但在当时却引发一场风波。
“1982年，在77级经济系的毕业典礼上，一位老师现场发难何小锋，说这位同学提出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的点。厉老师站起来反驳，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他说年轻人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应该允许包容。”林双林回忆道。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都经历过新旧思潮的对撞。林双林在进入北大前，也是读着“西方世界一团糟，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的言论。到了北大，思想一下被打开，“大家奋发图强，对国家充满希望，真心觉得国家的将来会更好。”
改革开放的思想奔流到湘西小城，远在湖南的顾清扬，1982年从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怀化学院任教。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改革初期，各种改革的新思想层出不穷，最引起顾清扬注意的就是厉以宁老师的文章。
“于是1984年，我给厉老师写了封信，那时候也不知天高地厚，给一个大教授写信，表达了想读研究生的愿望。结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厉老师居然亲自给我回了信，鼓励我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知厉以宁逝世的这一晚，他深夜坐在客厅久久不能平静，心绪回到学生时代。
1985年，顾清扬如愿以偿考入北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读的是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专业，厉老师就是他的导师之一。自此走上研究治学的道路。
“我听到厉老师去世的噩耗，当时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厉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当时厉老师没有给我回信，我今天也许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顾清扬由衷地说，“厉老师当时是大忙人、大教授，我只是一个在偏僻小学校里教书的普通年轻老师。他能亲自给我回信，让我非常感动。在我人生关键的路径上，他点拨了我一下，我就走向了这个方向。”
2018年顾清扬和厉老师的最后一次合影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在顾清扬眼中，厉老师讲课非常风趣，他是一名学者，虽然深度参与政策决策，但身上丝毫没有别的气息。“他非常执着，追求真理，又非常和善，带着一种纯真浪漫、乐观向上的知识分子气息。”
“厉老师的课和现在四平八稳的经济学教学方式很不一样，他给研究生的课主要都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他是典型的中国式老师，集教育养成、知识传授为一身的先生。”所以，顾清扬从不会称厉以宁是教授或大师，就叫他厉老师。
课堂下的厉以宁，对待学生亦是亲切自然。顾清扬到厉以宁家中请教论文问题，厉以宁一般不坐在桌前，他一边收拾家务一边和顾清扬交流。“因为当时师母的工作朝九晚五，厉老师在家办公做研究的时候，就把和学生的交流当成一个活动手脚的间隙。”
“我记得有一次他拿起一个小盆子到米袋子里舀了几勺米，然后一边淘米，一边听我讲我在做研究时遇到的问题，然后他把米放在锅里煮着，说等师母回来，饭就熟了。”顾清扬说，“就在厉老师淘米的这十多分钟，他就听我把问题讲完了，随后回到案桌前给我写一写要注意哪些要点。”
“那时候的米还不像现在，把水放进去淘一下就完了，当时的米还有一些米糠等杂质，要去把它挑出来。”厉以宁做这些动作的画面，定格在顾清扬的脑海中。
和林双林的直观感受一样，厉以宁的生活十分简朴。“做学问，探索真理，教书育人，为国家献计献策，为国家的命运进行把脉，这是他的追求。其他的物质享受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
物质生活虽清简，厉以宁与妻子何玉春相濡以沫的感情却让人羡慕。
“厉老师每次送我书，都会在落款处把他夫人何老师的名字写上。相当于夫妻两人赠我这本书，他们是一起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的夫妻，感情至深。”林双林说。
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次采访厉以宁的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原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徐泓，告诉每经记者，在她的采访中，发现厉以宁先生不仅在经济学方面治学严谨，著述勤奋，多有建树，而且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写得一手明丽流畅的好词。厉以宁在词中展示出他至情至性的一面：夫妻爱笃、舐犊情深、同窗之谊，变作一篇篇诗词跃然纸上。
“厉以宁先生说，家庭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生活的丰裕，而在于感情的融洽和互相理解。他的妻子何玉春是电力工程专业的高级工程师。我第一次去厉家拜访，就感受到他们夫妻之间的和谐与默契。当厉先生高谈阔论他的经济观点时，何玉春老师静静地坐在一旁，偶尔插上几句话，都恰到好处。厉以宁解释说：她整天同我在一起，读我的文章，还帮我设计某些经济关系框架图、示意图，所以她也能讲解我的经济观点。”徐泓回忆称。
厉以宁曾写下《相见欢》：“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作为经济学家，他认为理论必须源于实践，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
基于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总能听到厉以宁的声音。
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种种体制弊端，厉以宁态度鲜明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公开呼吁进行所有制改革。这涉及工厂倒闭、工人下岗，厉以宁面临的压力和质疑，至今盘旋在互联网上。
“国企在当时债务重、效率低，厉老师在那种情况下提出了国企改革。否则把企业拖死，又有何出路？”林双林向每经记者回应道，“但是对改制后人员的安置和福利，可能需要考虑得更周全，把大家的后顾之忧解决。”
“我在后期有时候也看到过外界对厉老师观点提出的不同看法，但我始终认为，厉老师的观点在当时的改革中，在那样的场景中是非常有意义的。”顾清扬说，“所有的理论都要放在时代的背景中去考量，理论是否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关键在于它是不是面对着那个时代的困境和瓶颈，把它从具体情况中抽象出来做评价，我认为是不公允的。”
顾清扬进一步补充道：“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到了1985年才6年，传统的计划经济束缚非常深。在那种背景下，厉老师这些观点就像惊雷一样，对整个社会带来启发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说厉老师是改革的旗手，一点都没有错的。”
关于厉以宁有名的“股份制改革”在提出之初如何被提出、被质疑、被推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平新乔记忆犹新。
平新乔向每经记者坦言，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也曾因为其中不完善的构想导致相关部门在2006年启动了第二次股权改革。“厉老师的宝贵之处就是他能持续与时俱进、发现问题、改正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还要继续，股份制也要继续完善。我们今年也在做新的方案，虽然厉老师已经走了，但这个方向是他开辟的。”
平新乔与厉老师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海闻与厉老师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惊闻厉老师千古，沉痛哀悼。他不仅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更是我们的老师和经济学思想的启蒙者。”2月27日晚，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在朋友圈里发文悼念。
关于厉以宁是怎么写文章的，曾担任厉以宁助手的平新乔完整地给每经记者复述了一遍。首先是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迸发出一个想法雏形，当天就整理成笔记；然后拉着一帮系里的青年教师讨论交流、争论，改一遍；再出去做调研，再改一遍；之后去某个大学做讲演，结束后再改一遍。
厉以宁非常善于从纷繁的讨论和辩论中理清新的思路。平新乔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大经济管理系一共不到20个老师，当时房子紧张，没有多余的科研教室，经济学院就把四院水房里面的办公室分给经济管理系做会议室。“开会前我们在一旁闲聊，他就坐在角落里处理各种事情。声音再大，也吵不到他。”
彼时厉以宁当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需要处理的各种文件非常多。“当时我们每个老师都有一格信箱，我们的信箱两个月才有一封信，厉老师的信箱每天都是满的。”
平新乔告诉每经记者，在2000年之后，已年届七十的厉以宁笔耕不辍地继续写了20年，出版了6卷关于国外经济史的研究著作，超过300万字。“我觉得如果想要知道厉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他的书，他所有的成就都体现在他已经出版的80多本书里。”
要说厉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林双林也提到了勤奋。“每次和厉老师谈话以后，我都觉得我不敢懈怠，厉老师一直努力工作。到他80多岁高龄时，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送我一本他的新书。我都觉得自己挺惭愧。厉老师，真的是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写作。”
（实习生许萌对本文有贡献，海报图片来源：新京报彭子阳）
记者|丁舟洋 朱鹏
编辑|易启江 宋红
视觉|帅灵茜
排版|易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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