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孤信托”探路进行时 信托人士：特需信托门槛最低仅数万元，并非“土豪”产品

“孩子4岁的时候确诊为孤独症。我跟他爸爸之前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他运动不太协调，说话也比较慢，是幼儿园老师建议我们再去做系统的检查，因为孩子的各种表现跟其他小朋友不太一样。当确诊后，我的世界坍塌了……”光大信托的一篇推文记录了一位孤独症孩子母亲的内心世界。

对于许多心智障碍者家庭而言，有一块“大石头”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那就是孩子的未来由谁来保障？“不可能有比父母更好的人来管孩子了，把孩子带大是我的福气，我也不想把外人眼里的‘包袱’再交给别人，我希望自己将来走的安心，把钱和人分离，解决后顾之忧。”一位孤独症孩子家长如此表示。

心智障碍家庭全生涯的需求与困境

资料来源：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

要保障父母离开后，身心障碍者仍能拥有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又要确保家庭财产得到安全隔离，在这种需求的驱动下，运用信托这种受托服务形式来解决“托孤”问题，正在得到家长、学者和信托公司的实践探索。

通过法律关系与金融产品的结合，实现“托孤”

广州25岁的绮哥（化名）是一名孤独症青年，在经过多个阶段的教育干预后，绮哥（化名）拥有自己的生活：每周到庇护工场工作三天半；做自己喜欢的菜品，西红柿炒鸡蛋、咖喱大盘鸡；喜欢健身、K歌、蹦床、溜冰，每年还会外出旅游或到江西探亲。

要维持一名“特需”青年不断向普通青年的生活靠近，并非容易的事，背后是多方角色的长期努力，尤其是绮哥（化名）的妈妈戴榕。20年来，她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孩子融入社区。

但每个心智障碍者家庭终将面临“终极难题”——当父母病了、走了后，我们的孩子要怎么办？这是悬在每一个心智障碍者家庭头上的问题。相比传统的托养方式——将孩子托付给亲属或由法院根据亲属关系指定监护人，探索一种合适的“托孤”方式——让孩子继续拥有有尊严的生活，成为戴榕等家长的愿望。

2018年，戴榕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学习公益管理课程时认识了授课老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金锦萍教授向戴榕介绍了国外的特殊需要信托模式，“如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通过汇集资产进行投资来减少行政费用，从而提供一般人承受得起的信托服务，只有特殊需要人士才有资格成为受益人。”

“在一些国家，特殊需要信托的受托人是政府组织或受财政补贴的，但在我国，这么庞大一个群体让政府来做受托人是有一定困难的。”戴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金锦萍老师认为，参考国外特殊需要信托的方式，用民事信托的手段，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推动起来。”在金锦萍的建议下，戴榕和几位家长行动起来了。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其中增加了“意定监护”新制度，由此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和意定监护构成我国现有成年监护制度。这也意味着戴榕可以在法定监护之外，为绮哥（化名）选定一名监护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组织。

最终，戴榕和其他家长一起，通过与学者、信托公司的协商，形成了基本的特殊需要信托框架——通过法律关系与金融产品的结合，形成一个微型系统，以代行家长职责，实现“托孤”。“作为心智障碍者的家长，要担负的责任非常多，这个孩子吃喝拉撒各种职能全部在我们身上。将来如果要将孩子的生活托付，我就要将这些功能一步步剥离出去”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希望把资金财产和服务全部委托出去。”戴榕给记者展现了特殊需要信托框架，代表“人、事、财”的三个部分都被独立分开，同时又各司其职，推动微系统的运作：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监护人和第三方枢纽平台负责服务提供商的选择，服务提供商直接服务于受益人，由信托公司付费给服务提供商，监察人负责监督服务的质量。

戴榕女士向记者展示的特殊需要信托框架

资料来源：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

第一部分是财产委托。委托人进行资金委托，让信托公司等机构作为财产管理人，定期拨付服务费用，并进行财产隔离。

第二部分是服务委托。按照绮哥（化名）的生活需求，有一系列围绕其衣食住行、娱乐、医疗、教育等需求的服务供应商，如理发店、健身房等。这么多的服务供应商要如何统筹管理？这就需要“第三方枢纽服务平台”，相当于一位“中介管家”，虽然不直接提供服务，但需要对服务机构进行筛选推荐、服务质量评估。

第三部分便是将监护和监察权进行委托。监护人在这里有权确定服务供应商，监察人负责监督服务落实、调查纠纷、化解矛盾等等。

根据这些初步设计，戴榕已经和万向信托签订了相关的文件，从梳理绮哥（化名）的照顾清单、意愿清单开始，设想正一步步被实现。戴榕告诉记者，目前万向信托已为绮哥（化名）的服务成功支付了第一笔费用。

戴榕并非第一个签署特殊需要信托的孤独症家长。2021年3月，光大信托在全国开启了特殊需要信托服务，北京的李俊峰签署特殊需要信托协议，投入30万元建立信托账户。9月23日，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创始人、理事长，谱系家长田惠萍与光大信托在北京正式签署信托合同及系列文件，成为全国首位签署特殊需要信托的自闭症人士家长。

2020年9月，深圳市残联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第八届中国慈展会上发布了《关于促进身心障碍者信托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有一定资产的身心障碍者父母或家人专业、可持续性、综合性地安排好身心障碍者生存和终极发展问题提出了信托计划的解决方案和指导方向。

特需信托并非“土豪”工具

中航信托原董事长姚江涛在译著《特殊需要信托：财务规划比较研究》一书时提到，“单纯依靠财政补贴和社会公益救助的方式难以长效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只有广泛借助市场的力量，通过商业和受托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方为可持续发展的解决之道。”

中国信托业协会在2022年出版的《2021年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下称《报告》）中，首次将特殊需要信托单独列为一个专题研究课题。《报告》提到，我国在残障人士的社会服务供给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存在明显差距，以心智障碍者为例，目前我国心智障碍者约占残障总人数的30.4%，约为2580万人，大约影响家庭人数5000万到8000万。

万向信托特需信托项目负责人杨欢告诉记者，目前家长们对民事类信托或者特殊需要信托这方面了解得并不多。“信托不只是一种理财的规划，这其实是一种对孩子或家庭全方位的规划。很多家长对这个信托会有误区，认为这是非常有钱或者‘土豪’们才能做的产品。”

据了解，目前在信托公司设立特殊需要信托的起投金额并不高。例如，万向信托5万起投，优惠设立费；光大信托30万元起投，免设立费。

光大信托身心障碍服务信托交易结构图

资料来源：《2021年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事实上，特殊需要信托是通过信托来串联其他资源的一个法律框架、服务工具。”杨欢介绍道，目前万向信托在这项业务的操作上，会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一个1.0版本的基础框架，告诉家长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考虑，如果家长没有意见的话就以基础条款为准。如果家长有更深入的要求，会在基础方案上增加一些定制化的方案。但是，真正的特殊需要信托是需要信托公司和家长一起，把大的框架一起搭建好。

杨欢认为，信托公司可以提供服务，但最终进行决策的还是家长自己，家长对特殊需要信托的认知程度非常重要。“这不是一个产品销售的概念，这是一个为特殊家庭孩子而长期、系统建设生态圈的过程，需要服务机构、个案管理机构、第三方枢纽平台相互协助，单单依靠信托公司一方的力量是不行的。”

戴榕也告诉记者：“如果让信托公司也负责服务这一块肯定不行的，因为其中的成本相当高。”戴榕解释道，信托公司的家族管理信托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其客户一般是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有着正常的活动规律，信托公司只需要按照常规的形式进行财产分配，成本较低。

但对于心智障碍者家庭而言，不仅要为他提供财产，还要能为他提供生活服务，而且随着身心障碍者年龄增大，其生涯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挑战。比如，在身心障碍者的教育阶段，孩子遇到教育方面的问题，可能需要到教育职能部门进行打交道，在就业阶段遇到问题，需要跟雇主，人社劳动部门，残联部门等，而在身心障碍者步入老年阶段后，涉及的面就更多了，包括教育、医疗、金融、养老等等方面。

信托公司对特需信托的态度从“淡然”到“热烈”

《报告》提到，特殊需要信托在服务供给端还存在服务标准和服务监督机制缺失的问题。因为特殊需要信托设计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与维护，监督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特别针对特殊需要群体的服务提供标准和服务监督机制，对受托人服务质效的评价难以量化。

“实际上信托公司在特殊需要信托之中发挥的作用很简单，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服务机构、评估机构不太健全。以服务机构为例，主要是现在服务机构都是单一城市和区域地区的公司，没有大的全国性或连锁服务机构。另外，专业的评估机构也非常欠缺，这个服务质量如何、合不合格、是否适合孩子等都需要非常专业的评估。”光大信托慈善办主任乔方亮向记者表示。

“我们希望能够和这些机构共同成长，信托和这些机构可以类比为‘鸡和蛋’的关系，当信托有稳定的资金，这些服务机构就愿意做长期的投资。”乔方亮认为，目前很多服务机构做不大就是因为项目资金量小，缺乏持续稳定性，不敢做长远规划。但是如果成立较大规模的，由金融机构稳定地拨付资金，这些服务机构就愿意做长远规划，这样就能把服务端慢慢建立起来。

信托公司对特殊需要信托这项业务态度，曾经历“淡然”到“热烈”。“前几年，服务信托一直不是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这种资金量小、利润率薄的业务愿意做的人不多。”乔方亮告诉记者。信托公司收取的服务费是千分之五，按照目前一单特殊需要信托几十万的资金量，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盈利的。

今年，监管部门正推行信托业务三分类改革，主要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业务。“服务信托是信托公司的本源业务，也是信托公司的强项。很少机构能像信托一样做事务管理类，进去的是资金，出来的是服务。”乔方亮向记者表示。而戴榕则向记者表示，最近多家信托公司找到家长组织，表示出合作的意向。

一家心智障碍者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向记者提到，现在信托公司正跃跃欲试，都很想参与到这一块业务，因为相关政策正在鼓励提升信托这一类金融产品的服务属性。“现在特殊需要信托其实是一个中间过渡的阶段，其不完全属于公益信托，是个人家庭资产来进行的金融产品。”

不过，信托真的准备好在逐渐回归原本业务的道路上迎接挑战了吗？云南信托孙雨昕在其撰文提到，虽然“托孤信托”在建立契约时可灵活设置，但我们也反复不停地问自己，将一位智力障碍者完全托付给一个按契约执行的机构真的是最适合的吗？

孙雨昕呼吁，针对这类特殊人群设立的信托，一方面应从法律层面上完善监察人或保护人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应从社会层面上鼓励社会公益机构参与进来，从制度上、情感上都能关爱到特殊人群。

“像江浙沪这边，不少信托公司已经直接和地方政府的残联组织进行合作，为他们提供金融部分的服务。”记者从杭州工商信托了解到，公司已与浙江省内多个地方政府积极联动，走访多个特殊需要家庭，调研特殊需求，推进研发特殊需要信托产品。

为推动特殊需要信托发展，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界别提交提案《关于促进建立老年人与残疾人特殊需要信托的建议》，对特需信托提出了数项建议。其中包括，在监管评级工作对开展特殊需要信托服务的信托公司予以鼓励；研究制定特殊需要信托的产品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减免纳入特殊需要信托的房产税等。

戴榕则认为，“信托公司在特殊需要信托上不必承担太大的责任，信托公司应该做其专业领域的事情。可以更多从财产管理方面，提供更加贴近家长需求的服务，比方说推动非资金类财产配套制度出台，向特殊需要家庭及公众普及金融知识，支持第三方枢纽机构的孵化等。”

封面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刘思琦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