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何宇鹏：三个作用共同叠加，为就地就近城镇化带来机会

“当下讨论县域经济发展和就地就近城镇化，是因为它具备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吸纳的市场基础。”在4月28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2春季论坛”上，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何宇鹏指出，城市化外溢效应、工业化和信息化叠加以及农业功能转变三重作用共同叠加，为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城镇化带来了机会。

在他看来，“市场是看不见的‘手’，但同时也是看得见的‘脚’，这个‘脚’就是农民工的脚步。”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人口分布经历了三个阶段，恰恰反映了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空间变化。

1998年以前，农民工吸纳主体为小城镇，但“离土不离乡”。此后，农民工吸纳主体变为异地吸纳，在1998~2011年期间，异地吸纳以大规模跨区跨省流动为主。

若将省内流动视为就近城镇化，在异地流动中，最近十年，就近城镇化开始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体。数据显示，2011年开始，农民工省内流动比例达到52.9%，成为异地流动的主体，到2020年省内流动比例进一步上升到58.4%。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金融危机之前，即2003~2005年左右，我国就已迎来‘刘易斯拐点’。但当时我国城镇化还未达到50%，当时希望通过就地就近城镇化来解决农民工转移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何宇鹏表示，如今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已经具备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吸纳的市场基础。他认为，这个“基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城镇化外溢效应，使中西部地区首位度高的城市和周边县市实现了一体发展。比如湖南长沙、湖北武汉等，随着首位度增强，周边县域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在城市化辐射带动下，周边县域越来越融入大城市的发展范围，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都市圈的城镇化，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则更多是城市带、城市群的发展。

其二，由于工业化和信息化叠加，城市化区域不断由核心圈层向外扩大。以电商发展为例，一方面农村承接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形成专业特色镇，同时需求特别分散、在城市设贸易网点成本高的产品也转移到农村，再借电商面向全国市场。此外，资源性产品，如土特手艺品、农产品等，也通过电商发展外向型经济。

“工业化和信息化叠加增加了城市空间容量，专门化、局部化也是农村地区城镇化的一个特点。”何宇鹏表示，“未来，在中国传统的农业产区会形成新一轮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规模。”

第三个原因在于，农产品、农业、农村生态由以前提供产品的功能向提供服务的功能转变，由此极大地增加了就业机会和产品增加值。如江西婺源，从油菜农产品到观赏油菜花乡村旅游形态拓展。功能转变也使拥有特殊生态农业资源的地区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乡村振兴迎来新的市场发展机遇。

“三个作用共同叠加，使得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城镇化具备了机会。”何宇鹏总结，从农民工流动的脚步——实际上是劳动力要素的空间变化中，可以看到城市化空间分布的变化、看到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是它给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形态一个重要启示，同时也告诉我们，未来城市化发展应遵循的市场着力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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