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抓住“两峰叠加”窗口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如何平衡好城镇化率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系？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看来，“未来15年是我国城镇化和城乡建设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要窗口期，我们要处理好城镇化率达峰、碳排放达峰、人均GDP倍增的关系，只有建立起绿色低碳的各类制度、政策和技术体系，才能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9月25日，“2020/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在成都开幕。王凯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一方面需要对过去40年的经验和教训做充分分析，更需要对未来30年中国城镇化的道路进行全新思考，特别是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走一条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会上，多位专家坦言，减碳任务面临着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压力。王凯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区域经济失衡格局。”未来的绿色城镇化，面对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多重挑战，王凯强调，一定要处理好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以及与人民幸福生活的关系。

2035年前后是“两峰叠加”关键时期

过去40年，我国实现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城镇化率由1978年17.9%增长至2020年63.89%，城镇人口由1978年1.7亿增加到2020年9亿（5.3倍），城镇建设用地由1981年0.67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019年约13.37平方公里（约20倍）。这些数字背后，支撑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了“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巨大变迁，也让城乡人居环境条件得以改善。

王凯表示，中国的城镇化还在发展之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过去40年的经验与教训充分，更需要对未来30年的发展道路进行全新思考。

“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王凯借此作出对城镇化发展最新趋势的判断。他特别指出，2035年前后是“两峰叠加”关键时期——2035年左右，城镇化预计进入稳定时期，城镇人口达到10.5亿-11亿；同时，碳排放也将达到峰值，人均GDP预计将超过2万美元。

对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除了过去的高资源消耗、高能耗消耗、高碳排放“三高”问题外，王凯还特别提出两点值得注意的新变化——

一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反映出人口迁移的两面性，一方面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减少，环境压力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人口大量流入地区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二是人口增长最快城市面临着极大的安全挑战，2020年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致城市内涝等，都反映出大城市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灾害风险防控问题更为凸显。

实现绿色城镇化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面向“双峰叠加”重要窗口期，城市如何应对？王凯表示，我们要处理好城镇化率达峰、碳排放达峰、人均GDP倍增的关系，只有建立起绿色低碳的各类制度、政策和技术体系，才能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他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绿色发展技术体系，针对不同阶段，加强相应技术支撑。具体而言，到2035年，运用现有减碳技术，以效率提升与技术集成应用为主，控制城镇无序蔓延、优化城市功能结构、修复自然生态空间、推进绿色有机更新等，谋求高质量碳达峰。2035年后，寻求可再生能源替代等技术突破和制度保障，最终实现碳中和。

更进一步，在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碳排放主要领域，王凯分享了通过绿色低碳转型的技术体系，实现绿色城镇化进程的路径和实践案例。

从生态优先的城镇格局来看，在实现路径上，王凯表示，首先要形成生态友好、和谐共生的区域空间结构，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雄安新区以生态优先的国土空间格局都值得学习。

除宏观层面外，王凯认为真正能着手的是微空间。

近年来，社区治理的重要性不断被提及。以上海为例，包括街道的密度、面积都提出控制标准：如公共活动中心区内，道路间距宜小于150米，街坊面积宜控制在2公顷以下；居住社区内，道路间距宜小于200米，街坊面积宜控制在4公顷以下。

而城市公共交通方面，则倡导以“小街区、密路网”的路网模式、绿色安全的低碳交通设施、连续舒适的绿道系统等模式，形成便捷可达的、公交导向的低碳出行系统。王凯在现场列举的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中，基于出行距离、交通特征划分慢行单元功能分区，并合理布局步行、自行车交通网络及节点。

此外，绿色低碳的建筑建造、绿色韧性的基础设施、便捷互联的智慧运营等方面，都亟需绿色发展技术体系支撑，也是实现绿色城镇化的重要路径。

在王凯看来，绿色城镇化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两个关系，既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复杂性，走多样化、多路径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又要协调“国民幸福指数提升”与“总碳排放量降低”之间的关系，实现成本可承受、人民得幸福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