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时代来临，3亿多人的“主要矛盾”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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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不到一个月，三孩生育政策来了。

城叔认为，这次的重点不在“三孩政策”本身，而是紧跟着的后面半句：“配套支持措施。”

进一步释放鼓励生育信号

关于人口话题，这段时间已经讨论了不少。普查数据一公布，我国目前的人口特征、趋势被摆上台面，经济学家任泽平对此总结了“五化”：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城市群化、阶层固化。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8.70%，上升4.63个百分点，是为“老龄化”；育龄妇女规模持续减少，出生人口自2016年之后连年下降，3亿多育龄妇女实际总和生育率只有1.3，是为“少子化”；平均家庭户规模首次“破3”，降至2.62人，家庭子女数减少，单人户增加，是为“不婚化”。再加上过去十年间，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多万人。总体来看，我国人口出现了结构性矛盾。

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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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会上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而且，“三孩政策”带着“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的使命而来。

从表述来看，“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并没有附加“单独”或“双独”这类限定条件。但仔细想想，全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只有1.3，生育意愿子女数也只有1.8，远不及2的水平。没有生育一孩、二孩的前提条件，哪里来的“三孩”。

七人普中有两组数据，需要连起来解读。一组数据体现的是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积极成效：2014-2017年，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为1000多万人；另一组数据则反映出政策调整不如预期那般乐观：2016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之后连年下降。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

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大力沉、影响深远。基于这些背景来理解“三孩政策”的意义，重在进一步释放鼓励生育的信号，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搬走压制生育意愿的“大山”

此次信号释放，与过去最大的差别在于同步实施的“配套支持措施”。

这次“配套支持措施”增加了“覆盖面”。

无论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还是过去的文件，生育政策一直主攻生育、养育、教育三个环节。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进一步，提出“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特别提出要引导青年的婚恋观、治理不良的社会风气，把“不婚”的问题拉到一块儿来解决，从源头上增加“生”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也成为了“配套支持措施”的一部分。鼓励生育的“主要矛盾”，进一步聚焦到3亿多育龄妇女身上。

育龄妇女“不想生、不敢生”的原因林林总总，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生和育的过程影响着女性的就业和自我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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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思想观念的更新，这群育龄妇女早已不同以往——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处于全球较高水平，2020年“胡润女企业家榜”Top10有9位都是中国女性……诸多信号显示，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场中坚力量。

然而，就业权益保障不足的现实，推高了女性暂别职场、回归生育的成本。

企业招聘启事中依然会备注“已婚已育者优先”，54.7%以上的妇女在求职过程中被问及与结婚、生育有关的问题（据全国妇联2017年调查），女性产假之后工作岗位被代替……

从“生”到“育”，漫漫十余年，女性不得不面临工作和家庭不断平衡的两难境地。

更别提站在这些女性背后的整个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包括教育成本、教育公平、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税收、住房等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话题。这些既关系到“养”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也暗含与“育”相关的内卷焦虑。

人口问题是事关国家发展的大话题，但生和育，落到每一对育龄夫妇、每一位适龄妇女身上，都是尤为具体的“一座山”。

想要通过生育政策优化，调整“不想生、不敢生”的现状，只是发布一个鼓励生育的信号，是远远不够的。“配套支持措施”的关键，是解决生育问题与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真正解决生、育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