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设”时代，什么造就了城市的独一无二？

《成都》带火的“玉林路”，火得比《成都》这首歌还要久一些。

去年，一张巨幅老虎头像摄影作品，出现在玉林西路居民楼两面分开的墙壁上。这是中法环境月下“丛林在街角”摄影展的一部分，城市街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展厅，驻足观看的市民也变成画面的一部分。市井的私人生活与宏大的公共叙事之间，由此产生出奇妙的化学反应。

图片来源：成都芳草街道办事处官方微信号

4月7日，在一场名为“日常成都：公私之间”的论坛上，建筑师刘家琨再次提及这次“快闪”摄影展。他更在意“画布”的部分——展览所在的玉林小区，模糊了传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界，没有“孤岛”式楼盘，历史形成的一个个“单位”互相独立，又共同构成统一的“小区”。独特模式下，艺术家和年轻创业者纷纷聚集，成为一道蔚然的风景。

城市话题总在公与私的讨论中推陈出新。在方所创始人毛继鸿口中，这家书店的诞生，正是源于其推动商业空间向公共空间转化的努力，在那之后，类似附带公共区域的新式书店愈加成为大城市商业中心的“标配”。而作为商业的载体，建筑设计的思路，同样越来越多来自公私之间的融合性和转换性上。

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当下，再次探讨公与私，或许能为城市新一轮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挖掘城市特质，要将真实的日常生活解放出来

一种倾向是，随着城市不可避免地走向绅士化，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开始向不同城市的特质聚焦。基于地方文化的研究学派不断在各个城市设立，“烟火气”“市井文化”成为新一轮城市宣传的高频词。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今挖掘出的“市井文化”，是否还能真正代表城市特质？ 

半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提出“文化工业理论”。他以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指出，“文化工业把古老的东西和熟悉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的质”，在此逻辑下，文化工业让文化沦为商品、占领日常生活，使人被异化为“概念上的人”，日常生活成为小商务和家庭承包方，从属于市场和管理的主导力量之下。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王辉发现，当时阿多诺作出的论断，正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中成为现实。

一个例子是成都的茶馆文化。他指出，过去茶馆的存在源于热水的稀缺，当地人从早起刷牙洗脸、到睡前洗脚都是在提供热水的茶馆中完成的，茶馆承载了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茶文化被逐渐包装成一种商品，逐渐脱离了原来的生活需求，更多是为了利润服务。改头换面的茶文化，很难再与“市井文化”发生关联。

问题出在哪儿？

在对比成都的两个标志性文化地标——成都远洋太古里和西村大院后，王辉找到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成都远洋太古里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基于大慈寺的高端商业项目太古里，虽然从空间品质到内容品质都无可挑剔，但是这张特殊的‘名片’具有不可复制性。”王辉指出，“以太古里的全球化名店为例，一个城市最多只能有几处，而真正的日常消费并非太古里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凤毛麟角的商业空间模式，又很容易被误操作为城市升级的样本，从而造就了‘使用不起’的城市。”

西村大院则代表了另一种商业形态。

与普通以中间高建筑为核心、功能逐渐向边缘递减的商业中心综合体不同，西村大院三面围合，一面设置了两条巨型立体跑道，院中是开阔的公共空间、竹林与足球场。据设计者刘家琨总结，这个巨大的院子“能有些想象，能带来那种公共性、包容性和集体共享”。

图片来源：家琨建筑

 “ 他只是设计了书架，让浩瀚的生活海洋和使用者无尽的创造力来完成书架上的内容。”在王辉看来，西村大院由此提出了一种“定位于草根的城市升级之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美化城市的手段，“这是当前中国城市化中最需要的一种逻辑思维，即以普通市民的消费力为依据来制定城市的升级模式”。 

换句话说，要真正找到城市特质，还原真实的人、将真实的日常生活从文化工业的“格式化”中解放出来，城市首先需要改变原来惯用的一整套发展模式。 

提升城市品质，最重要的是建立“共同意识”

对城市特质的关注，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在“流量就是生产力”的时代，其在新一轮竞争中格外重要。

王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根据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的“创意阶层理论”，创意阶层的崛起将带动新的城市选择逻辑——那些更具有“烟火气”的城市，将有望在“用脚投票”中胜出。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总建筑师朱小地看来，城市的公共空间品质，同样决定着知识人才能否与城市共同发展。

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的城市公共空间问题，已经影响到城市品质的提升。朱小地指出，部分依赖土地财政发展的城市，在获得财政收入后立马投入城市发展的其他领域，而并未将资源投入品质提升上，最终造成了无效建设和浪费。

而在更高的规划层面上同样出现了问题。突出的一点是，过去城市采用的静态规划，通常由政府代表城市公益统一规划统一实施。但随着城市发展阶段和条件变化，原先的规划不停发生改变、重复规划，最终往往难以落地。

如何避免这一尴尬？朱小地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城市管理者转变理念、建立共同意识。

比如，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可以被引用至现有空间管理机制中。朱小地认为，可以以一种“公共空间系数”的管理体制，替代现有对特定地块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化率等指标的刚性约束。

在其设想中，“公共空间系数”是一种动态的控制体系。在原来以容积率单一指标划定标准的基础上，引入公共空间系数参数（1-建筑密度），并通过两个参数划定一个可变动的区间。在动态规划控制线下，政府与建设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将更有效地得到满足，并可能在不同情况下作出更因地制宜的选择。

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一种更加混合的用地思路：

微观层面上，参照新加坡模式，在通常属于私人空间的建筑内部，在首层增设便于人行的骑楼或雨罩、二层鼓励地块之间建筑物建设连廊通道、地下一层鼓励建设地下通道，并增加与之适配的产权归属管理办法，以促进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连续性。

宏观层面上，对于特定地块的规划，在尚未规划确定的地块功能控制下，以“负面清单”的形式明确不适宜建设的内容，除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用地外，取消先行公建和住宅的功能分类和差异化收费，用地功能由市场决定，以避免规划的反复调整。

“总之，要承认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个方面，如果只夸大一方面，就抑制了另一方面的积极性。”朱小地总结，“城市不是（只靠）一方面就能建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散落在公共生活中的“切片”，是城市“秘密的语言”

著名建筑师王澍曾在杭州富阳区洞桥镇文村实践第一个农居房改造项目。 

项目投入使用后，他再次回到文村，观察新建筑与当地村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他欣喜地看到，那些刻意设置的位于河边的洗衣台、为方便晾菜而确定尺寸的桥边栏杆，都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富阳文村 图片来源：中国美术学院 

或许与简洁美观的建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这些从历史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却正是当地文化特质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王澍最关注的内容之一——对于常被外界认为“俗气”的传统农村建筑，他甚至认为，评判俗气不俗气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生活。 

公共空间一直是他观察一个地方特色的“窗口”。

他喜欢在杭州工作室外的老街道“游荡”。在泗水弄，与城市中的公寓不同，村庄里的民居将公共空间活用到极致：可能走过一个小路转角，一户人家的厨房就“秀”在另一户人家的门口；公用洗漱池、公共邮箱自然地被设置在屋外，令人对一个院子中几家人的共同生活浮想联翩…… 

“我常常为这种事情着迷。”王澍将这些散落在公共生活中的“切片”，形容为一种“秘密的语言”，认为它们存在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源自时间的沉淀，是几年内迅速成型的建筑所难以拥有、也应该保留的城市精华。

当私人生活被文化工业加速包裹，公共场所能否如在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一般，重新承担起体现城市特质的功能？

在打造方所时，毛继鸿一直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商业空间到底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而从广州到成都、从城市到社区再到乡村，他渐渐为方所找到了一个定位：公共空间策划和运营机构。

成都方所 图片来源：张建 摄

他的变化也印证了一种趋势：公与私可以发生某种融合，公共空间也正在承担更多功能。如朱小地对公私关系的观察，城市在界定私人边界的同时，私人空间已愈加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它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成为公共空间。

如今，需要反思的是，这种融合是否真正达到了挖掘城市特质的目的？ 

在分析西村大院的案例时，王辉发出类似警醒：商业的成功掩盖了西村大院模式的本质，其对市井生活的重视并没被受到足够关注。在总体上的“城市的胜利”之下，对于那些正在收缩的城市，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