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产业园区未来发展需注重存量挖掘 向“二元均衡”转变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联盟执行主席任浩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从1979年深圳蛇口工业区成立开始，各地的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各类产业园区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对外开放、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上海、深圳、成都、杭州等城市纷纷加快建设核心产业功能区，在激烈竞争的城市赛场上，加快构筑以产业功能区为依托，以高新技术为引领的产业“护城河”。以成都为例，目前成都14个产业生态圈和66个产业功能区建设已初步成形、效应显现，对优化空间布局，重塑经济地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3月26日，以“会客全球 展链世界”为主题的2021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产业功能区高品质会客厅专场活动在成都青白江亚蓉欧国家（商品）馆法国馆拉开帷幕。众多知名企业、学界大咖、权威机构围绕如何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要素交流聚集，进一步推动产业功能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那么，在新的历史机遇期，产业园区究竟应该如何补足短板，增强自身竞争力？产业园区的未来发展呈现哪些主要趋势？就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下称NBD）与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联盟执行主席任浩进行了一场深入对话。

先有产业园区还是先有经济特区？

NBD：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业园区作为企业集聚、产业集群的主要载体，极大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成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物。如何理解产业园区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产业园区的功能与角色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任浩：产业园区发展到今天，对中国经济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要发展经济，都离不开产业园区这个最重要的平台。

此前，我们做过大量统计研究。以国家级高新区和经开区为例，目前大概有370个左右，这两类国家级开发区对中国GDP的贡献占到25%左右。这还仅仅只是国家级园区，如果算上很多省级及省级以下产业园区，这个数值会更高。像是江苏，算上省级园区的话，对GDP的贡献达到80%，安徽则达到50%。

长期以来，大众都有这样一个误解——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先有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然后国家级产业开发区才登上历史舞台。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先有产业园区再有经济特区。最典型的就是1979年1月在深圳成立的蛇口工业区，时间上早于1980年8月正式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

更重要的不在于产业园区成立的时间，而在于其内容。比如一些制度性、机制性改革，包括人事制度、奖惩制度等，都是在蛇口工业区先行推广，再慢慢扩大到整个经济特区。此外，产业园区在观念上对于之后经济特区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就是最早在蛇口工业区提出的。所以，从成立时间、制度创新、观念三个方面来讲，产业园区都走在前面。

自诞生之初，产业园区就承担起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一个区域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还是创新的发展极，因为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集聚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此外，产业园区成立初期集聚了大量外资外贸企业，尤其是工业制造领域，像是国家级园区就占到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0%左右。因此，某种程度上产业园区还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此外，产业园区还是管理的示范区。管理的核心要义便是通过优化管理机制，提升管理能力，促进生产效率提升。我们观察到，产业园区无论是劳动生产率、人均GDP等指标都要明显高于其他地方。通常而言，国家级开发区高于省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高于非省级的。因此，各类产业园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管理示范效应。

而当前，我们则进入到一个以创新驱动发展的全新阶段。创新已经成为促进产业园区产业升级，在未来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的关键因素。

园区本质在于实现“化学聚集”

NBD：在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许多园区往往聚焦纵向供应链打造，却忽视了横向生产性服务链的打造。怎样理解园区建设不仅要“补主体”，还要“强关联”？

任浩：相比过去，如今产业园区对于纵向供应链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我在参与很多国家级开发区“十四五”规划研讨时，看到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都纷纷兼任该地方主导产业链“链长”，高度重视硬的、纵向的、上下游供应链的打造。而在过去，很多产业园区只是孤零零地引进一家企业，并未认识到产业园区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产业链之间的竞争。

不过，这里依然存在许多不足。我认为软的、横向的、生产性服务链的打造具有更加深远和长期的影响。生产性服务链的完备程度将直接影响到未来产业的发展质量与产业可持续性。产业园区内生产性的服务链条涉及咨询培训、展会论坛、教育、设计等领域，这些都是企业长远发展不可或缺的“软环境”。

现在各大城市都非常重视“补主体”，在招商的时候特别注意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的引进。但我观察到，有许多产业园区认为企业招引进来，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企业能否实现长远发展，还得看企业自身作为。园区在如何帮助企业长远发展，满足企业多元化需求等深层次问题上思考得还比较少。

我们一直呼吁“补主体”的时候要注重“强关联”。怎样帮助企业在园区内进行更加密集的信息交流、更加高效地整合业务与资源、进一步降低研发及生产成本、促进跨领域合作是“强关联”必不可少的一环。坦率地讲，目前很多园区都不太重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企业自己的事。

园区的功能就是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我认为现在只是形式上、物理上做到把企业聚集在一起。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企业之间究竟有没有发生联系和合作，真正地实现化学聚集。这才是我们办园区真正的本质。

我们考察过国外很多做得好的产业园区，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为园区企业做了大量组织服务、资源对接类工作。以荷兰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为例，它被誉为“欧洲最智慧的1平方公里”，有超过140家企业入驻，聚集超过85个国家的上万名高科技人才，他们平均每天生产4项专利，占全荷兰的40%。埃因霍温成功的诀窍就在于——围绕“强关联”的理念，每年为园区企业组织500余场高质量交流对接活动，促进园区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

产业与技术的创新离不开人才之间的交流、思想的碰撞。500余场高质量交流活动为埃因霍温培养出良好的创新土壤，也为园区转型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进入存量时代要增加“经济密度”

NBD：在双循环大背景之下，如何在保持外部“增量”同时，进一步挖掘利用好内部“存量”？

任浩：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讲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提高“经济密度”。从发展空间上来说，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工业用地资源。从发展阶段来讲，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已经进入到一个“存量时代”。我们内部已经拥有规模庞大的企业队伍，单纯依靠新增企业数量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这样做的空间在缩小，比重在降低。而园区过去主要关注的是今年引进100家企业，明年再引进100家企业，企业数量的增长要达到多少。

今后，必须重视帮助已经进驻园区的企业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展，一定要走挖掘内部“存量”的道路。它们发展了，园区才能发展。

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在2020年遭受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双重冲击下，外资外贸的关键数据不降反升。究竟如何做到的？我去考察过几次。我发现，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外资企业，因为去年的情况别说是大型外资项目，外国客户都很难进来。苏州工业园区通过聚焦园内企业如何进一步扩大投资、增加产能、依靠内部“存量”提升经济密度，最终实现了逆势增长。

无疑，我们未来要更加重视产业园区内部“存量”的挖掘提升，这不仅有现实必要性，还具备未来可能性。

NBD：如今，在日益激烈的园区竞争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园区经营者在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包括人才服务平台、创业培训平台、风险投资平台等。激烈的竞争背后折射出产业园区怎样的发展趋势？

任浩：现在，产业园区之间的竞争，其内核就是如何在新兴科技领域抢得创新先机。创新的关键在于导入更多人才和资金，同时需要各种研发平台、投促服务平台助力。

上述现象，体现了各大产业园区对人才与资金的重视。积极搭建各类公共性服务平台，充分证明我们的园区开始意识到——单纯靠规模扩张来发展产业的“窗口”正在变小。于是各大园区纷纷思考未来发展的路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实现更大的价值产出。因此，通过搭建各种综合服务平台来吸引人才与资本成为当下的重要选择。

产业园区应向“二元均衡”发展转变

NBD：目前，我国园区的主要形式分为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及政企合一等。怎样理解政府、园区管委会、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任浩：我们在讨论产业园区的治理体系时，离不开讨论政府、园区管委会和园区企业的关系。过去，我们往往认为企业是被管理对象，实际上，三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而是共同治理的主体。

园区本身就是对外开发的产物，最早是以土地开发和对外开放为“中介”的产业开发方式。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赋能放权，借由园区管委会或开发机构，引进外面的企业实现劳动、技术、资本三大产业要素的聚集融合。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劳动力要素可以流动了。但我们当时国有企业束缚较多，对外投资缺乏，同时国内民营企业又实力薄弱。那么，资本和技术从何而来？

当时，资本跟技术主要集中在外企手中。因此，政府首先解决了给园区赋权的问题。通过一种行政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政府将部分权力转给园区和开发机构，譬如审核权、人事权等。园区及开发机构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行政化方式、各项优惠政策逐步建立起吸引企业入驻的动力机制。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是用行政化手段提高招商效率，现在则更加注重融合发展，通过整体营商环境的提升吸引企业入驻。

产业园区在过去40多年保持了高速发展，其背后的发展逻辑主要基于三者的互动关系。未来，只有更好地处理好三者的平衡关系才能有效提升园区治理水平，促进园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NBD：您曾指出，40年来中国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硬因素与软因素相结合交互作用的“二元非均衡”特点。未来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应从“二元非均衡”向“二元均衡”转变。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如何理解这种转变？

任浩：所谓“二元非均衡”，指的是推动中国园区发展的因素由硬因素和软因素组成，硬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软的包括制度体系建设等。我们发现软硬两种因素在产业园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关系是不对等的，有时以硬因素为主导，有时以软因素为主导。因此，我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状态下的发展。

如今，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在两个方面的能力与条件都已经具备。因此，未来产业园区在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时，这两方面都要兼顾，要向着“二元均衡”转变。

比如，以吸引企业为例，应该摆脱过去单一的依靠行政化的手段，而是注重整体营商环境的提升，用一种融合手段，软硬因素均衡协力，为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

最后，我认为未来产业园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产业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三位一体，互相兼顾的发展模式。那种“孤零零”地依靠产业的园区，在未来发展中其优势和功能会不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