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面对面│魏建国对话程恩富：流通费用较高是“双循环”一大堵点，提振消费需解决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

2021年是“十四五”元年，也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注定有着非凡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我们将如何推进新发展格局？形成这一格局、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堵点”？消费、投资、对外开放，这些深刻影响国内国际两个循环运行的重要要素，又将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近日，在每日经济新闻和百度财经联合出品的2021两会特别系列《代表委员面对面》栏目中，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就上述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物流费用比例偏高是“双循环”一大堵点 今年的全国两会将讨论“十四五”规划纲要，而“十四五”将关键词落在了“双循环”。 循环需要畅通。但目前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哪些比较突出的堵点？在对话中，魏建国指出，从新发展格局的“堵点”来看，有“三大”尚未形成。 首先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没有完全形成，在不少领域还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重复施工的现象还比较多；现代物流还存在短板，物流基础设施还没有达到高效率应用，我国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虽然已经通过努力降到13%左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偏高。 此外，第二个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消费主动力还没有形成。第三则是没能准确把握“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的节点。这里的节点，指的是每个地方政府、每个行业、每个产业，甚至每个企业。如果没有把握住节点，就不能形成闭环式的链条式循环。 程恩富则指出，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也就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来看，堵点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生产领域，一是生产相对过剩，二是生产技术含量还不够高，一些行业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在流通领域，一是流通费用比较高，二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 在分配过程和分配环节上，在国际分工中，过去中国在一些核心领域缺少核心技术，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没有获得高额利润。 分配还会影响消费。而在消费领域，国内消费的比重还相对比较低，国际消费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程恩富看来，要克服这些堵点，就需要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中国今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中，切实提升内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不过2020年数据显示，我国消费市场在疫情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如何在推进“双循环”格局的过程中，尽快重启国内消费市场？ 对此，魏建国在对话中指出，提振消费市场、在消费上面下功夫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解决各个收入群体、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关心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问题。 二是做好金融配套改革，目前的金融还没有实现快速流转，还不适应建设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需要，也达不到促进生产环境、以消费来拉动生产的需要。 第三，消费要走向个性化、数字化、便捷化，尽量降低成本，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尽量减少中间环节，让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消费得到满足。 魏建国也强调，不应因为中国消费市场在后疫情时代还尚未出现“爆发式增长”而看淡中国消费前景。从国际范围内比较，由于中国已经实现复工复产，美国疫情还比较严重，中国有望在今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消费市场的活跃，也能够弥合地区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并通过双循环带动新的全球化。 程恩富则在对话中指出，重启消费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改善分配有关，如果单纯靠高收入人群提升消费，那就会遇到递减规律的阻碍。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政策强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对于活跃消费非常重要。 具体来看，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也要调控高收入群体收入，可以对资本所得课以轻税，但不能对劳动收入课以重税，退出国籍税、遗产税等税收也可以考虑开征。 同时，要实现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通过共同发展弥补分配差距。程恩富总结道，要抓消费，除了要抓消费本身的问题，还要抓分配问题。 扩大有效投资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作用 除了消费，投资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抓手。从当前情况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应如何更好促进扩大有效投资？ 就此，魏建国在对话中分析，我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在投资中应当重视效益和效率。从之前的经验来看，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家重视的是改革的动力以及投资的效益，但之后，企业家在投资效益方面没有加以重视，我们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窝蜂”“跟风走”的，比如说在光电、太阳能、芯片等领域，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是信息不足等原因造成的。 目前我们的投资不能再按照这种低水平、低效率、重复式、跟风式的模式运行。这就需要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从过去只管国内市场需求，升级到从全球大视野的角度解决生产要素问题，包括土地、资本、信息、技术、人员等多个方面。不少企业家过去狭窄的观念需要打破。 魏建国进一步分析，未来，企业家在投资方面还有不少新机遇，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构建双循环，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新材料、新工艺、新医学，甚至服务贸易……这些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利好，关键在于企业家本身能否抓住机遇。 而程恩富在对话中则强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协调的产业政策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途径。从投资主体上看，也要强调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并重、大中小企业并举。 程恩富着重指出，在扩大有效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看到，私人投资还是会受到各种限制，各种经济学理论都指出，如果预期利润或者说赚取的剩余价值不够，私人投资就无法推进下去，这是经济运行的一个规律，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政府投资发挥作用。 当然，政府不能胡乱投资，政府投资必须要管理好。但不能因为反对政府乱投资而主张废除政府投资，这样一来就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从国际比较看，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左右的水平，就是因为他们政府投资比例不高。 中国将打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 后疫情时代，我国对外开放面临哪些新机遇？“双循环”格局背景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应该如何推进？ 对此，魏建国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的特区对外开放，使得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既让中国了解世界、又让世界了解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敞开了大门，成为世界的工厂，也被称为“第二次开放”。 而目前我们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说是“第三次开放”，这是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魏建国指出，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开放将呈现三个方面趋势：一是以自贸区、自贸港为引领的改革开放会加大力度，中央已经发出了号召，疫情过后，各地会加快速度、加快步伐、加大执行力度。可以预计，今年将是改革开放领域中央出政策、地方加强执行力度的第一年。 二是中国将会迈出打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的重要一步。打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意味着投资者愿意投资，并将其视为投资者的乐土；此外，还要有公平，不仅是权利公平，央企、国企、民企都处在同一起跑线，规则也是公平的，机会也是平等的。 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形成一个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市场体系。 而就中国与全球的合作机会，魏建国就此分析称，未来，全球都将看中国下一步能不能扛起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大旗，中国未来要积极在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在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的FTA也要有更好的参与。中国也将通过上述措施，来让更多的国家享受中国改革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