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谈全球城市：上海既要追赶短板，也应探索引领新赛道

“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这是《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提出的远景目标。

什么是全球城市？头部全球城市是什么样的发展思路？有怎样的实践经验？当下发展动向如何，未来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些问题对于上海来说愈显迫切。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经济体一般都会有一个或若干个全球城市，如美国纽约和洛杉矶、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等。但是，全球城市发展不仅具有地方与国家特色，还应具有时代特征。

1月，《全球城市发展报告2020：全球化战略空间》与《全球城市案例研究2020》发布。这是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发布的第二年度该系列报告,展示了上海作为中国特大型城市迈向全球城市的中国经验，并对上海进一步拓展全球化战略空间等提供政策性参考建议。

作为上海首家重点智库，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由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担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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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此次报告发布的契机，城市进化论邀周振华分享他的观点——在经历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遇逆流的2020年后，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路径将会有何新变化？

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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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化论：2019年首次发布全球城市报告时，您提到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经过2020年的疫情，您认为这种全球化大势的“天时”有变化吗？

周振华：受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一些供应链的断裂，但全球化的大趋势还在发展。已经形成的国际分工制度，它不会彻底颠覆，最多有一些调整。

比如现在会争取让一些产业在区域内形成闭环。比如类似粮食、食品、日用品等民生方面的产业。但像航空制造这一类的产业，它一定是需要全球采购的。

其次，全球化的领域仍然在拓展，最早主要是制造业部门和金融等领域，后来逐步拓展到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文化创意。到现在来看，跨境数据交易、数据全球化发展更快了。

还有一点，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参与全球化）其实更有利了。在全世界新冠蔓延的情况下，中国能很好地控制经济社会的相对稳定。

在几乎全世界经济都负增长的时候，中国还是正增长。这个过程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应该是提升的，并且这种提升不仅是在经济上，还有中国的制度、对社会的治理等等。

城市进化论：此前您强调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关键在于上海能级的提升，过去一年，您怎么看待上海在提升能级方面的成长？

周振华：2020年，上海先是通过抓营商环境来提升能级，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在政务服务、城市运营等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第二是通过平台的搭建或者提升原有平台的能级，来提高整个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

全球城市有四点很重要：特定的产业综合体（面向全球的高端化全球产业）、特定机构的高度聚集（从事全球业务的功能性机构）、全球化的制度性规则，以及全球化运作大平台。

去年一年，上海在平台经济上出台了一些政策。有了资源集成式的机构，尤其是开展全球业务的大平台，可以大大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

原来的招商引资是零零散散的，今天这个企业、明天那个企业，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空间里。有了平台型企业后，可以围绕某个领域比如机器人产业、生物医药发展真正的集群。这也为产业园、科技园的结构水平带来提升。

还有一点是上海在空间结构上进行了调整。特别是东面以临港自贸新片区、西面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进行新布局。

另外还有新城建设，上海郊区五大新城建设很多年了，以前主要做新城和中心城区之间的连接，现在的新思路是做新城和新城之间的连接，把点线变成网络，这对上海的空间资源配置是很重要。

我们看见国外一些全球城市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很高，其实就是因为它（城市空间）结构好，它内部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零散的点。

建立数字化标准引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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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化论：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打法”是怎样的，是否有变化？

周振华：在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上海提出了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特别是要增强配置全球高端资源要素的能力。这仍然是核心的事情，也是在持续推进的。

我们的空间结构调整（比如城市群发展、内部的老工业基地转型），还有精细化城市管理、优化营商环境，这些都是在配合全球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现在上海提出的城市数字化转型也很重要。如果说前面做的这些事情是对标别人的先进经验——人家做得好，我们跟着学经验、补短板。

那么现在的城市数字化转型，伦敦、东京等等也才刚刚开始，我们算走在前面。这样我们跟它们不仅是对标，而是相互沟通、相互学习。

城市进化论：城市数字化转型，上海和其他全球城市基本在同一起跑线，接下来应该怎样推进才能跑在前面？

周振华：城市数字化转型规划和一般产业规划不太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先分析现有的基础条件，然后看未来几年要做什么。但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如果按照现有技术来推进，那么始终是滞后的，所以它需要先确定愿景、目标，然后再倒推需要做的事情。

进一步看，在数字化转型推进的过程中，确定相应的规则和标准是必要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数字身份认证，这是最基本的，否则很多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就没办法参与。那么由什么来认证，涉及数字相关的隐私怎么保护，还有数据多方合作的问题等等。如果上海能够率先探索出相应的规则标准，那就是全球领先。

还有一点是搞清楚风险点在哪里。不像是电路管线，出了问题一般只造成局部片区停电，在数字世界，一旦有黑客或者其他因素破坏，可能带来就是整个系统的瘫痪。

我们现在更多看到了城市数字化带来好处和便利，而在规避风险上，不管是技术手段还是非技术手段，都还要仔细考虑。

我想如果上海按照这个路子去推进的话，迈向全球城市会更有利。这不再是单纯跟着人在后面走，是既在短板上追赶，又在某些方面去引领。

城市进化论：除了建设基础设施、规则标准和风险应对，您认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现阶段还有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周振华：数据的合作很重要。大家手里都拿了一块数据，我不给你用，你不给我用，数据一分割，它作用就很小了。

因为应用场景是需要综合数据的，单拿某个部门的数据、某个地区的数据来做产品是没用的。所以需要让公共数据的“共轨”——多方面的数据进入一个共同的轨道。

其实我们现在数据的分割，有一点也正是因为没有具体的规则，比如哪些数据可以拿出来，谁有权利使用，这些都还没理清楚。

以4.0版全球城市建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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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化论：您提到全球城市处在迭代升级当中，现在处于3.0版本，未来可能会上升到4.0版，如何理解您眼里3.0、4.0版本的全球城市？

周振华：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这些全球城市刚发展起来的时主要是经济部门，最早对全球城市展开的研究也强调以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现代服务业的集聚等作为主要标志，这都是经济方面的表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就发现纽约、东京等先后提出文化发展战略，把经济金融和文化结合起来，这是有内在关联的。

经济部门发展起来后，这些全球城市里是大量“飞来飞去”的高管或者高端白领，他们有经济实力、也追求高品位的生活，所以对文化需求非常强烈。

这些全球城市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好的文化基础。比如纽约百老汇，曾一度衰落，但在新的市场需求带动下又发展起来。这就形成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2.0版本的全球化城市空间。再加上这些全球城市流动非常频繁，也带来各种外来文化、多元文化的汇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这些城市发现主要依赖金融发展并不稳定，进而提出科技发展战略。

这点我们刚开始研究时也很吃惊，因为上海在06年、07年时候就已提出科教兴市，而且展开了范围很大的讨论。那时候领导让我们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去看看纽约、巴黎这些城市的科技发展如何。

我们了解后发现，不管是政界、商界还是学界都认为在国际大都市科技发展不起来。商业氛围太浓，科技这种坐冷板凳的东西，好像和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不太相符。

但是没想到08年以后，这些城市开始做科技发展战略，而且发展挺不错。纽约现在的风投基金甚至超过了硅谷。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和技术演变有关。

传统工业技术确实不适合在大城市发展，但现在的技术不一样了。比如说3D打印，这种新的制造方式完全可以在商务楼这种很小的空间里做。

这种情况下，全球城市原来的优势可以发挥出来。它原有的金融基础，可以为科技服务。而且这些城市本来对人才就有很大的吸引力，现在这里同样可以搞研发了，这就变成3.0版——经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

我们正在预测4.0版本，现在还没有进入现实中，但是我想未来这些全球城市一定会考虑生态。这些城市相对来说，人多拥挤，生态环境的配置是它们最弱的地方。

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对于全球城市来说，改进余地很大，同时新的生态环保技术也在这些大城市首先孕育，它们具备运用场景。

因此，我们预计未来4.0版本的全球城市会加上生态元素。对于上海来说，不需要按部就班的去走2.0、3.0的老路，而是直接对着4.0去，现在开始全面考虑经济、文化、科技、生态，未来就可以少走很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