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真正能够拯救世界经济的，不是政策，而是新一轮技术革命

何帆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知识、信息、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孕育出5G、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一批具有颠覆意义的新产业、新模式。这些新业态激活了生产力，激发了新的经济发展动能。产品加速迭代，行业持续变革的时代，唯有与变革者同行，方能扎根中国走向世界。

2020年12月27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市场办学发展办公室承办，每日经济新闻特别支持的“安泰交响”新年论坛暨“安泰视界”年度盛典将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将在本次论坛上带来题为《第一批上岸的鱼该怎么活下来：如何构建产业生态引领行业变革》的主旨演讲，理论结合实践，剖析经济新常态下，领先企业怎样构建并优化产业生态系统，从而驶上行业成长的“快车道”。

本次论坛开幕前，何帆教授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中国要在重要产品的关键生产环节上，拥有自己的生产能力。经济复苏的突破口，关键不在于刺激政策，而在于新一轮技术革命。

NBD：2020年，全球多个经济体都实施了量化宽松，这将对未来的全球资本流动和经济复苏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

何帆：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基本上一直保持着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此次新冠疫情，则使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快了货币宽松。

货币宽松政策更多体现在对需求端的影响，供给端其实并没有改善。这就在短期内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2020年下半年，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产能突然接到来自西方的大量订单。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创造了很多需求，这些需求则由中国制造业来满足。

大规模量化宽松也有可能导致美元持续走弱。全球经济形势虽然不乐观，但许多国家的股市在热钱的涌入下依然坚挺，越是疫情严重的国家，股市越坚挺。例如美国和印度的股指，明显被高估了，未来都有可能会出现调整。

从长期来看，如此巨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仍需要完善的退出机制。什么时候退出？以何种方式来退出？这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所以，未来可能的风险是，如果我们在退出过程中不慎重处理，有可能引发另外一场金融危机。同样，资产价格的调整，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冲击。

纵观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的。中国现在主要关心两件事情：一是保增长，二是防风险。当然，这两者之间需要平衡。如果防风险，增长就会受到影响，增速就会放缓；如果保增长，“放水”就会提高风险。所以，我们其实在“走钢丝”，尽量保持平衡。

NBD：您曾经指出：双循环要解决两个关键矛盾，一是国内生产高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同时，却在关键环节和领域缺乏足够保障。二是中国崛起中产阶级越来越需要品质更高的产品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中国企业为满足外需已经积累起的强大生产能力却始终不能很好地服务国内的潜在需求。

站在行业和企业的角度，为解决这两大矛盾，中国企业和中国相关重点行业的下一步重点任务是什么？

何帆：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要减少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对外开放，而是指适度降低依赖。

在过去，我们奉行“效率至上”原则，做不好的事情就让别人来做。从2018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始，中国逐渐意识到应该遵循“效率和安全并重”的原则。中国要在重要产品的关键生产环节上，拥有自己的生产能力。

以往，按照“效率至上”原则，许多本土产业是无法生存的。但当我们实行“效率和安全并重”原则后，更多的企业就获得了生存空间。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许多行业国产化速度将明显加快。

举个例子，我的朋友曾告诉我，半导体行业国产化的速度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快。事实上，很多重要行业都在发生着类似的变化。我们要把重要产品的关键生产环节重新梳理一遍，看看哪些短板是需要补上的。这将会是未来十年左右，产业发展和创业探索的主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提出“内循环”，是由于我们意识到了中国经济的“任督二脉”还没有打通。

内循环其实无非就是四个环节：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中国的生产环节没有问题，我们的生产能力是非常巨大的；消费环节也问题不大，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潜在国内市场规模足够大。

问题主要出在了流通环节和分配环节。

分配环节应更多关注政府政策的调整。应将重点放在共同富裕和公共服务供给上，提高幸福感和安全感。

流通环节来看，物流曾经是中国的短板，但未来有可能成为优势。随着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电商等新模式的涌现，以及新技术新手段的加入，都将促进物流行业效率的提升。

内陆地区也将在未来诞生新的中心城市，形成依托铁路、公路、内河航运和空运交织的物流网络。网络打通后，城市格局也将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产业格局的改变。

值得关注的是如何从流通环节来破局，让内循环更加畅通。

NBD：疫情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冲击。伴随着各行业的深度调整与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应如何应对疫情后的复苏与发展？

何帆：

中小企业未来的生存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是不可避免的。

原来，中国许多行业的集中度太低。集中度提高，将成为未来各行业面临的共同变化，这是中国产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坦率地讲，中小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会遇到越来越不利局面。除非自己变成行业内的龙头的企业，否则竞争对手将越来越多。生存的机会在于，利用中小企业灵敏的反应，来应对市场的最新变化。

举个例子，年轻人的崛起正在使消费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发现，上一代人偏爱国外品牌，而且只喜欢其中的几种。反观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所以，中小企业就算没有把自己做成国际大牌，只要能成为年轻人喜欢的“小趋势”品牌，就有生存空间。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空间，考验着中小企业的嗅觉灵敏度，是否能够找到消费者中出现的“小趋势”。从宏观上来看，这种“小趋势”确实小，但对于企业和用户来说，其实是进化的大趋势。

NBD：RCEP在疫情中成功签署。您如何看待RCEP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深远意义？

何帆：

研究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需要辩证来看待。

一方面，自2018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各国家不愿意退回“闭关锁国”的状态。大家始终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维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RCEP有效促进了多边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RCEP成员国主要来自亚太地区，这就意味着亚太地区的经济体会形成区域生产网络，并进一步加强联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举个例子，新冠疫情给全球汽车行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韩国、中国以及欧洲等主要汽车产地所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受疫情影响，欧洲汽车订单减少，这属于需求冲击；由于多数零部件属高度定制化产品，欧洲订单减少导致了其零部件供应国韩国等的出口受阻。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汽车产业零部件供应商，欧洲零部件供应的减少，导致了中国汽车行业遇到了“供给冲击”。

假如我们能够直接在韩国与中国之间建立汽车零部件的供应链，再遇到类似的风险，受到的损失就会更少。

所以，RCEP就是从政策层面，进一步去巩固和维护了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互惠互利的生态系统。

NBD：最后，想请您展望下新年经济的发展趋势。在您看来，2021年经济复苏的突破口在哪里？重点任务是什么？

何帆：

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在明年的发展趋势是不错的，制造业复苏的动力能够持续到2021年。我们期待，美国大选结束、新冠疫苗普及化后，全球局势能够比今年有所改善。

新的突破口可能来源于技术创新。我们看到，新冠疫情不仅没有延缓创新，反而在一些领域加速了创新的进程。值得关注的领域很多，例如5G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工业自动化等技术都在逐渐落地。

技术革命是未来几年需要关注的最重要变量，未来真正能够拯救世界经济的不是政策，而是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未来值得期待的是，通过技术革命催生出更多新型企业，从而带动更多新兴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