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酒馆老板王帆：从志愿者回归经营者，一定要记得还有一个身份

王帆摊牌了。

账上有多少钱，几个骨干都知道了：工资已经发不出来。一群人围着一张小桌子坐在酒馆的角落，每个人都表情凝重，上百平方米的店里没有其他人，王帆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

离解除“封城”很快了，后厨在做现烤的披萨，香味已经飘了出来，混着鲜啤的麦香，酒馆有了烟火气，却不复往日的人气。前厅的员工在给每个外卖单精心准备卡片。“没办法，只能把外卖做得精致一点，以前我们都是做体验，没做过外卖，每天头疼的是排队等位客人的抱怨。”王帆摇摇头说。

4月8日解除“封城”的消息刚刚公布的时候，王帆还轻松地说，5家酒馆、一个酒厂和一家贸易公司，10年后回头看，损失两百多万不是很大的数字，企业老老实实做，就垮不了，这两个月的经历才是最重要的。

结束最大门店的财务会，他没再提10年后要回味的经历，眼前更紧迫的问题是，企业要活下去。作为国内老牌精酿啤酒厂的创始人和酒馆主理人，王帆在“封城”的两个多月里是另外一番模样，那是他觉得能记10年的样子。

参与拍摄的纪录短片收获过万点击，运送物资的电瓶车跑了3000多公里，两个多月以来，王帆的身份是武汉疫情中的记录者和志愿者。

“我确确实实看到很多人连生活最基础的保障都没有。”王帆觉得，去做志愿者也是被影响，拍志愿者的时候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这是我们骨子里边儿带有的社会性”。

两个多月，王帆懵过，也恐惧过，甚至逃避悲惨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微妙关系”让他着迷，他也开始思考多重身份带来的内心激荡——“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这是武汉疫情中的一个企业经营者的非典型经历，也是武汉76天留下的珍贵记忆。以下为王帆自述，略经编辑。

武汉酒馆老板王帆。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从酒馆老板到记录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人，2010年在武汉开了第一家酒馆，取名“18号酒馆”。也没别的寓意，当初开店创业挺穷的，18万元起家。

在武汉，酒馆很受年轻人喜爱，生意也做得比较好，就把自己的收入都投入到了企业。这些年也没买车没买房，四处飘，有些人可能不太接受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房子太贵了，还不如拿钱来开店，给厂里添加设备。挣了钱也是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2020年是我开店的整整第10个年头，店面从武汉开到西安、郑州，十年里我共经营了5家酒馆，日常还打理一家小型的精酿酒厂和进口啤酒的贸易公司，生意都不算太大，但效益还不错。

和往年一样，我们计划今年春节照常营业，虽然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但是刚开始大家并没有那么重视。看到“封城”的消息，我整个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事情。

后来我才知道，“封城”前和我在酒馆一起聊天的一个朋友，家里就有两个亲人因为新冠肺炎走掉了，当时一下子就觉得疫情离自己很近了。

“封城”过了五六天以后，我就想着能不能出去做点什么，在家焦虑难安。

一个四川的朋友摄影师粒丁，刚到武汉没两天，就遇上了“封城”，被迫滞留武汉。粒丁对我说“来都来了，不如留下点什么”。于是，我和粒丁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记录武汉的特殊时刻，让更多人了解武汉的情况。

我特地去买了一辆崭新的电瓶车。扛起摄像机，骑上电瓶车，组成了两人一车的野生摄制组，迎着寒风，我们开始用影像撰写我们的“封城日记”。

在拍摄路途中，看到空无一人的京汉大道、吉庆街、凌波门……让人心疼。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遇到一位清洁阿姨，她随着节拍在路边跳着广场舞。她一圈一圈地跳着，就感觉特别的美，对那一抹橙印象特别深。

她们平常过年的时候非常忙，现在却没什么事可做。工作之余也想锻炼一下身体，提高免疫力。

这些环卫工人大多是中老年人，也是最容易被感染的人群，日复一日，终归是为了平凡的生活。

除了这些环卫工人以外，在接下来的拍摄中，我们接触到了保安、商贩、社区服务者、急救人员等，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封城”状态下他们的生活，所有人面对灾难依旧继续生活着。

一个个接地气、真实的画面让更多人看到武汉现状，也获得了更多继续生活的勇气。 

从志愿者回归经营者：企业做好了，就是帮助其他人

我们去做志愿者也是被影响的。

拍志愿者的时候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他们自发地去做这件事。志愿者们贴油钱、捐物资、找资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几乎忘却了自己本来的身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在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们发现医院物资缺乏，就开始做起物资接收与分配的工作。后期医院物资充足了，我们又发现社区物资供应存在困难，我们又做起了社区的物资配送工作。

50多天里，我们大概跑了3000公里，走访了6到7个社区，分发物资50吨左右。

整个事情我可能在中间只起了一点作用。有的人是捐物资，有的人是发物资，有的人是做两者的联络工作，物资就在这些素未谋面的志愿者之间流动、传递、分发，大家都是凭借信任去做事，去拼命做事，没有任何怨言。

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都很热情，感谢我们的付出，我们彼此感谢，人与人之间的这份善意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武汉这么多人自发地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全国人民都会这样做，只不过事情发生在武汉这座城市，这是我们骨子里边儿带有的社会性。

从3月开始，医院物资变得充足起来，社区的组织性和功能性慢慢变强了，我们看不到特别明显或者强烈的社会需求，志愿者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时候，我也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企业后期经营需要面临的问题。

我们以前可能疏忽了线上的客户和线上的产品，因为做事儿的方式比较传统，这次给我们好好地上了一课。之前我们对客户群的维护没有太主动，这也算是一个教训，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会把这一块抓起来，做好私域流量。

另外，从员工工资的发放，到部分店面的房租，再加上酒馆大量食材的腐坏和酒厂原材料的浪费等，损失了两百多万元。

本来打算春节营业而留在武汉的员工，除了缴纳住房租金，还要考虑工资以外的保障，年前购买的食材虽然可以提供给员工食用，但远远比不上它们腐烂的速度。

不过，十年以后回头看，这两百多万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各种手段再挣回来。但是这两个月的这种奇妙的经历是值得回味的，收获的都是那些故事，沉淀下来的是一批很真诚的人，企业的核心比较不错，老老实实做，就垮不了。

我也不知道疫情还会持续多久，很多企业陆续开始喊自救。我个人认为，对企业主来说，无论如何还不至于到没有饭吃的地步，但是当我确确实实看到很多人连生活最基础的保障都没有的时候，我是能感知到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社会属性，尽可能先帮他们，然后才是对企业发展的诉求。

不过，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一定要记得自己还有一个身份是企业经营者，最大的慈善是商业，企业做好了，就是帮助了其他人，也才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从盼复工到愁工资：现在是真的要努力“活下去”

3月底，武汉4月8日“解封”的消息上了热搜，各行各业开始复产复工。

我对复工后的报复性消费也没有抱太大希望。疫情导致大的经济环境没有那么好，它会波及我们这种消费升级类的行业。

消费信心的问题是可以抄作业的，国内其他城市虽然街上的人已经很多了，但是从餐饮业的经营状况来看，酒吧90%还没有开始营业，剩下的10%也几乎没有一家店能超过以前销售额的50%。

我们有一家新店，以往最多一天有将近500多单，可以做到4万左右的流水，现在做外卖一天大概500到1000元的流水，差不多90%都没了。30多个员工都想复工，但以目前的财务状况，复工工资都很难发出来。

郑州的店恢复到了保本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西安店一直亏损，看那边的股东怎么决定吧。

我们只期望国内外的疫情能够完全消除，可能花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慢慢地找回消费信心。从外地复工的情况来看，火锅、烧烤、奶茶是恢复得比较好的，大品牌和小社区店恢复得好一些，我们这种在“腰部”的是最惨的。

我们也提交了武汉酒馆的复工申请，每天做消毒杀菌。看到文件说，餐饮、酒馆这类场所应该是最晚恢复的，我们也只能继续囤粮、等待通知。

酒厂的情况没有那么差，现在已经复工，但是也只能做到以前的一半，勉强可以养得活员工。以前都是酒馆养酒厂，现在则是反哺。同时，省外的客户年前的货也因为这么长时间没有消耗掉，因此下游也没有太多需求。

我们有一款武汉特色的樱花鲜酿啤酒要出，希望可以联合全国的酒吧一起来做首发，现在已经大概确定了100家。在同一天里，大家把其他的鲜酿啤酒都换成我们的酒，也是对我们的支持，这一批大概会有小一百万收入，这样现金流会好一点。

以前我们总希望自己更像一个国际化的品牌或者全国性的品牌，现在我们坚定了要做本土化东西的信念。我们出了30多款精酿啤酒，之前有“跳东湖”、“九头鸟”这类本土化特色的款，现在也在筹划出更多的武汉特色的款。

我们想尽量做成更本土化的品牌，与这个城市的人更相关的一个品牌，会加入很多武汉的印记进来。即使在国际化舞台上，我们也会毫不吝啬地去讲，我们就是武汉的品牌。

武汉这个城市的文化根基是南来北往的码头文化，从啤酒原料特性上面来讲很难做武汉特色。最近，我们正在找一些特别的原料，先出一款关于武汉疫情的酒，把武汉最近的一些新闻印在包装的背面，做成纪念品，留下武汉特殊的记忆。

因为武汉这个城市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我不知道大家看待这个城市是负面的还是以同情的眼光，但我希望我能够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我会为我生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做企业而感到自豪。

对于企业来说，我们想能不能在此期间把自己的内部做得更扎实一点，争取今年下半年不损失太多。

2019年我们大概做到了4800万元的销售额，当时的扩店计划是4家，各种爆款都在设计，还扩了一个团队做品牌升级，目标是2020年冲击1个亿的小目标。

因为拓展很大，去年就一直在喊“活下去”这个口号，结果现在才是真的要努力“活下去”。（实习生梁瑞馨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