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回首、会感慨，自己曾经这么勇敢，做了一个敢于发声、敢于行动的人”——在3月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倾听了“她们”的战“疫”经历。
每经记者 丁舟洋 郑洁 刘玲 张晓庆 滑昂 每经编辑 梁枭
抗疫一线，有了不起的“他们”，也有了不起的“她们”。
在湖北、在武汉，有许许多多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的女性。面对疫情，她们或许也曾恐惧过，但她们更是坚强的。她们深知，在专业面前，性别从来不是问题。
在3月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每日经济新闻》采访了多位坚守在疫区的女性，倾听她们的亲身经历。
（以下以采访对象的自述体形式展开，内容经过记者处理）
从申请上一线到感染，再到返岗，我在这个月经历的事情，感觉比工作五年都要多。
我是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产科护士。一个多月前，我申请上前线抗疫，经过培训后，被分到中法新城院区发热病房综合性科室，这个科室要求至少有一个产科护士。
因为我是产科护士，不参与核酸检测采样、气道护理，我的工作在护士中不算最高危的。但我还是感染了。
现在想来，可能跟接触了其他确诊的同事有关。初期时防护措施还不完全，我所在病房不是负压病房，筹备病房时，由于防护物资缺乏，我们4个护士只戴着一层普通口罩，铺了50张床。这些床都是之前确诊的一线病人刚睡过的。还有，我本身抵抗力差也是一个原因。
看到CT片上的肺部白色的磨玻璃影时，我很震惊。接着，酒店工作人员为我测量体温——37.3℃，低烧，我自己并未发觉。那时，恐惧涌上心头。
邱小燕
但我马上平复了情绪，立刻上报护理部和护士长，并且作好了最坏的准备，把卡上所有钱转给了我老公。此时所住的酒店方得知了消息，通知我尽快搬走。但雪上加霜的是，我的身份证银行卡不见了，突然之间我就无处容身了。
街道空无一人，我站在酒店外面，想起了三岁的孩子，忍不住落泪。
这时候，护理部胡露红副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不要怕。护理部其他老师和护士长得知了情况，也纷纷打电话帮我联系住宿和安慰我。当天晚上，我住进了医院给职工设立的隔离酒店。
隔离的每一天，护士长都会打电话安慰我，为我解除所有后顾之忧。由于症状较轻，感染才3mm，吃了几天药，很快就康复了。
确定康复后，我向发热病房的护士长申请返岗。一个是我确实没什么事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每个班次必须保证有产科护士，但是其他产科护士也有病人要护理，如果我不返岗，产科就要重新安排护士过来。我已经感染过了，就不想其他同事再感染，更不想在这种时候置身事外。
返回医院上班后，我发现病人少了，以前一个病区大概50个病人，现在30个左右，这让人感到欣喜。
前两天，还有一件喜事儿降临，我护理的一个疑似患者成功诞下一个28周的男婴。宝宝被唐敏护士长抱到新妈妈身边，新妈妈数次落泪，我们在场所有人又感动又欣喜。
我也很想跟一些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孕产妇说，不要轻易放弃。希望病人能来检查后再做决定。新生命的诞生，会给人带来希望，而病房里的病人状况好转，也让我感到胜利就在前方。
我叫张煜，是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的一名志愿者。
去年年底，我带着妈妈从武汉出发自驾游。在我们到达西双版纳后，武汉新冠疫情爆发，看着新闻心里非常着急。武汉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想要回去为它做点什么。可是1月23日，武汉就宣布交通封城，本以为回不去了。后来辗转打听到武汉能进不能出。所以，我就带着妈妈开了两天两夜的车，在1月31号晚上到达武汉。
在回武汉的路上，我加入了华科校友会。安全起见，我先把妈妈送回了老家，自己住在原单位附近的出租屋里。2月3日，我开始执行任务，去国博协助分发武汉市红十字会的物资。此后每天都在外面出任务。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任务是搬消毒水。我们需要从大型集装箱里，把50斤一桶的消毒水搬下来，然后码到堆子上。含氯的消毒水熏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越往集装箱里面走空气越不好，但是大家都坚持了下来，搬完后大家脸都是通红的，鞋子裤子也被消毒水褪色了，还有几个志愿者的脚都受伤了。
张煜（左三）
50斤一桶的消毒水，对于女生来说很难搬动。但我们组里的另一个女生黄敏，一直在默默地搬，任劳任怨。在我印象里，她几乎没有休息过，大家做事的时候她在做，大家休息的时候她也在做事。像她这样的女志愿者有很多，大家都奔赴在抗疫一线，为武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因为新冠疫情，我们从不同的地方集中在这个志愿者组织里，从陌生到相熟，有了一种生死之交的特殊感情。不过，在口罩和防护服的包裹下，我们却未曾真正“谋面”。我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大家把口罩摘下来，一起聚餐，正式见见一起共患难的兄弟姐妹。
三八妇女节快到了，我很想我妈妈，疫情之下不能陪在她身边。只希望疫情早点结束，能够早点回去看看我妈妈，然后抱着她睡一觉。还有我的小姐妹们，我们能够像以前一样，聚餐逛街。
大年初三，我就决定去武汉了。当时，身边很多人反对，一个原因是，重大疫情更多是社会选题，而我是医疗垂直领域的记者，在后方从药品流转、治疗指南等专业角度也能写好稿子。
但疫情来势汹汹，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只有在最近的现场，才能观察整个医疗体系的运转流程，才能看到人在疫情中的百态，才能从庞杂信息流中去芜存菁，才能从多方说辞中辨别真假。
然而在启程之前，我犹豫了，原因是我妈妈哭了。当时我没有物资，相当于无武装上前线，我是独生子女，无法不顾及家人的感受。
这时候，编辑给我吃了定心丸，她说会从各方面支持我。我朋友也从其他地方给我寄来两套防护服。我妈妈觉得不能影响我工作，也同意了。就这样，1月底，我买了票，一个人出发了。
我到武汉时，已经封城好几天了。这时候我仍旧没有足够的防护物资，去不了医院。我去了当时风口浪尖的红十字会，在现场，遇到了一个小医院的医生，他说其实他遇到最早的病例是在2019年12月中旬。
新冠肺炎早期症状与流感相似，很多病人并不会在第一时间选择大医院，小医院很可能是忽略掉的临床样本。而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我们应该关注最早病例的问题，这样才能溯源，才清楚应该何时拉响警报。所以我当时写了这个报道。
我一个人在武汉，恐惧是有的，但即使防护措施不足，到武汉不去医院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还是鼓足了勇气去了医院，去了一次就能去两次，慢慢的也不怕了。
从1月底到现在，我在武汉待了一个月了。在现场根本考虑不到“我是一个女生”之类，想到的唯有如何突破，如何写出专业、真实的稿件。
我也有压力和困难。在武汉，我没有车，初期只能骑单车，接触病人，也会有很伤感的情绪，有一天我哭了两个小时。但困难都能解决，现在生活都还挺好的。
在专业面前，性别从来不是问题。
十多年前，我大学刚毕业，在幼儿园当老师。那时候哪里想得到今天会在抗疫一线，应对这么多棘手的难题。
2016年，我先后就任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基层的工作事无巨细，小到调解家庭矛盾、大到抓我们镇的支柱产业农业生产，都一一经历了。
今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1月20日，我们镇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我的办公室。在我的印象里，最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劝说那些密切接触过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的居民进行隔离。
刘秋娥（左三）
有一位大叔的女婿是疑似病例，他作为密切接触者必须接受隔离。但在隔离期间，他住在隔壁乡镇的老母亲病逝了。老妈妈并非感染新冠肺炎病逝，但当时所有乡镇都已禁止人群聚集、不能操办红白事。即便母亲的丧事从简，做儿子的心情是怎么能不到现场去？正在隔离的大叔一定要去隔壁乡镇送别母亲。
这时候你说怎么办？母亲病逝，儿子相送，本是人之常情，不让他去太残忍了。但疫情形势严峻，他过去万一出了问题，不仅伤害他自己，也会波及隔壁乡镇的亲友。两相权衡，这个风险还是不能冒，我只能狠下心来、硬着头皮去给大叔做工作。
当我告诉大叔他不能去的时候，他气得差点一耳光给我呼过来。这个时候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那边也有亲友、有小孩，现在你过去万一感染了小孩，可如何是好？今年实在是情况特殊，等到明年老太太一周年的时候，你再好好操办，好不好？而且现在乡镇之间都设关卡，你去了就可能回不来了。这边的家人又怎么办？”做了他的工作，我又去给他的家人做工作，帮忙一起劝他。
大叔一边听一边掉眼泪，我也非常难受，最后他还是勉强同意了不去。他为母亲丧葬准备的东西，我们托一位不在隔离期的亲戚送过去，开车送到关卡处，那边的人过来接物资。
截至3月5日，我们全镇一共有13位确诊患者，目前除了1位还在住院治疗，其余都已康复出院。
春耕是眼下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我们本来就是农业乡镇，全镇的农业生产任务还蛮重的。我们乡镇有一个一万八千亩的油菜花示范田，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项目，三个村整村推进、一个村部分推进。
今年的油菜花长势喜人，需要进行治虫防御。我们已找了飞机来空撒农药、农药车在田里转，应对村民不能大量下地劳作的情况。
3月6日下午，荆州区的所有乡镇解封了，大家可以正常的进行春耕了。到4月的时候，我们要下秧苗，这时候就需要很多人手了。幸好现在可以正常春耕了，否则真担心很多人没米吃。
我自己的小家安在荆州市区，小孩两岁了，以前是每星期回家一次。今年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能回家了，每天都驻扎在工作岗位上，算下来，我这个做妈妈的已经四十多天没和孩子相聚了。
武汉生、武汉长，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汉伢”。
在我的记忆里，武汉从没遭受过这么大的灾难。1998年洪水时，我已经懂事了，2003年非典时，我在念高中，还是在上课，只是取消了晚自习、每天教室和学校都会消毒。所以我对城市经历的灾难，就停留在这个印象里。
1月20日左右，新冠肺炎已经很严重了，但普通民众还并没有意识到严重性。当时还以为就是过年不能聚众吃饭了，或者只能去比较开阔的地方走动一下。1月底，大家都很懵。在家里待着，总是能听到楼下救护车驶过的声音，一天能听到6次左右，然后看到网上大量的求助信息，感到恐慌和焦虑。
去年到今年，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难关。去年，妈妈确诊了肿瘤，术后，她开始接受化疗。但在今年春节期间，因为疫情，很多大医院被征用为新冠定点医院，我妈妈一时找不到化疗的地方。近几天，随着疫情渐渐好转，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化疗的医院。
妈妈术后，我和爸爸达成共识，我必须尽快回到工作中，为妈妈的治疗提供资金支持。
我是一名律师。律师的工作节奏本来挺饱和的，这是律师工作的特性。到疫情期间，因为法院不上班，很多案子都停下来，我的同行们大多从以前繁忙的法律工作中停下来了。
而我的法律工作基本上就没停下来，因为我的主攻方向是劳动法。今年春节假期延长，春节后武汉又发出了停工通知，所以薪资如何支付，是劳动者和企业关注的焦点。很多客户在咨询我。我同时也是劳动争议仲裁员，针对停工期间的劳资纠纷、薪资纠纷等做工作。所以我就一边为妈妈的病情奔走，一边继续工作。
有人说我们女性外柔内刚，家里家外都那么大的压力下，还能扛下来。我觉得，遇到难题了只能去面对、去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慢慢就有了担当。回头去看，前面那么困难，也走过来了。
在法律工作中，其实不乏性别歧视的现象。尤其是接触刑事案件时，当事人一开始看到你是一个小姑娘，会觉得你不行。但是一次次和当事人会见后，专业能力是可以打动他们的，而且女性在法律工作中有一些天然的优势，比如同理心强、沟通能力强、心思敏感细致等，更容易获取信任。反过来，律师每天在工作中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这也使我更加坚韧。
大年三十，看到有的医护人员有家难回，我就想，我的酒店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不如拿出来供一线医护人员免费住宿。当天，我和其他几位酒店业主还拉起了“武汉医护酒店支援群”，没想到迅速得到了响应，从单体酒店到连锁酒店，越来越多的酒店、公寓迅速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行动中，当时真的很兴奋。
一股脑往前冲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疫情初期，物资紧缺，酒店里住满了医护，而酒店的工作人员可能还没有一个口罩。这么多酒店已经站了出来，那我们一定要为它们做好物资保障。
我开始到处找防护和消杀物资，也得到了许多厂家、机构和爱心人士的帮助。慢慢地，我这里成了一个“中转站”，各种各样的医疗和生活物资都汇集到了我这里，我把酒店改成了临时仓库。这段时间里，一般早上醒来，我就开始看物资的到货情况，赶在货物到之前，开好接收函给捐赠方。到了之后，我再去看要把这些物资送到哪个酒店、哪个医院、哪个社区，之后开始联系司机师傅到店取货、送货。多的时候，一天里一个司机会跑十几个单位，少的时候也有四、五个。
肖雅星（左一）
我只是起了一个集中和转运的作用。虽然是搬运工作，但在我们团队里面，没有“女生”这个说法，有需要就上。很多人从各个渠道找到我的联系方式，甚至还有人找到我阿姨那里，说要给武汉捐物资。这都让我觉得，武汉真的不是一个武汉在斗争，而是全国都在为它奋斗。
现在大的需求，防护物资、生活物资都比较充足了，我们的工作量也减轻了些。比如，可能还有一些医护人员的小需求没能被顾及到。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找这样的小缺口，给医护人员提供一些暖心的小服务，比如说送面膜、头绳、发夹、袜子等。如何让他们吃得更好一些、睡得更香一些、生活质量提高一些，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
很多人问我，这段时间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我什么变化都没有。我还是那个疯癫依旧、自信依旧、善良如初，而且素颜也很美的女孩。当然，这段时间每天都比较忙，人肯定是憔悴了一点、皱纹多了一些、黑眼圈重了一点、眼袋大了一些。但我相信，疫情结束之后，这些很快都会消失，悲伤也终会被时间慢慢冲淡。
我们会回首、会感慨，自己曾经这么勇敢，做了一个敢于发声、敢于行动的人。但这并不值得骄傲，我本凡人，即有凡心。当一切回归最初的车如流水，灯光旖旎，我们依然是一群为自己而拼搏、为生活而奋斗的年轻人。
（应采访对象要求，顾方为化名；文中插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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