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将野生动物交易上升到公共安全高度进行监管

图片来源：摄图网

每经评论员 易启江

人类又一次因滥食野生动物付出了惨重代价：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专家们调查研究发现，这次疫情“祸起”野生动物；另一方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也露出冰山一角。

大自然为人类的公共安全敲响了警钟！

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但全面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还需要些时日，毕竟涉及一部法律的修改，也不能太草率。待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时，建议将野生动物交易、养殖、禁食用等环节，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进行立法和监管。因为这一次疫情的暴发，已经危及到了公共安全。

为什么说危及到了公共安全呢？根据刑法相关解释，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指足以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及公共生活安全的行为。比如纵火、爆炸、向公共水源投毒、破坏交通设施等。而这一次疫情，既让不特定多数人死亡或面临因感染病毒而生病及至死亡的威胁，又让政府、公众因防御疫情扩散、救治感染人员而遭受重大损失，比如交通中断，投入大量医疗资源及其他物资，企业复工、工人复业受到影响等。

对于本次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国疾控部门和专家的初步调查研究表明，很可能是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并造成人际传播引起的。主流观点认为“始作俑者”是蝙蝠，再通过中间宿主传播进人类社会。华南农业大学等联合攻关团队日前则宣布，野生动物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

不仅本次新冠疫情源于野生动物，2002年发生在我国的SARS疫情，其传播路径是“蝙蝠-果子狸-人”。有研究人员做过统计，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野生动物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上世纪90年代在澳大利亚爆发的亨德拉病毒、在马来西亚爆发的尼帕病毒，以及后来的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

从SARS到新冠肺炎，两次大的疫情提醒我们，应将野生动物交易、养殖、禁食用等环节，提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进行立法。

我国现行刑法中，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几十个罪名，但无一个与通过野生动物传播疫情有关。不仅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时考虑公共安全，也应将“使野生动物病毒传播至人类”的相关行为，纳入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相应的定罪量刑，只有这样，才足以产生震慑力。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重在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而非人类的公共安全。涉及犯罪的猎捕对象，也主要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对于一般野生动物，只有违反其他规定才有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规定，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的。

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等相关决定，而在野生动物的交易、养殖、合理利用等方面，也应当有严格的监管措施。比如，长期以来，商业性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就缺乏有效监管，便有人在许可证的掩护下从事非法交易：表面上，交易的动物是自己养殖的，但有些却是在野外获取的。

所以，将来的立法工作，应将野生动物的养殖、交易、禁食用等环节提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考虑，什么样的行为该入罪、什么样的行为该课以重刑都有明确的条款。这样，才能让我们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同时也能让野生动物资源为人类的发展服务。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让野生动物回归自然，并与我们和谐相处。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