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城 | 飞絮成灾，树之过还是人的错？

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北有杨柳，南有梧桐。

被飞絮所困的城市们，最近日子都不太好过。

微博上有个关于“柳絮到底有多烦”的话题，目前阅读量已经超过3.7亿。

点进去感受一波被飞絮支配的恐惧↓↓↓

除了症状最明显的北京，天津、郑州、济南等多个北方城市同样是杨柳絮漫天飞。而在南方城市上海、南京等，梧桐絮的影响也不小，有热心网友提醒，木棉絮也在来的路上……

从何时起，飞絮成了城市的季节性通病？当绿化树种的选择已经对市民生活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更快”增绿之余，我们的城市怎么才能变得“更好”？

是时候认真谈谈“科学种树”这件事了，讲究和考验，都不少。

“快速见效”的烦恼

满城飞絮，数北京最引人关注。

从事园林养护工程多年的梁艳波告诉城叔，十多年前刚来北京时，春天常常会遇到沙尘天气，如今，大家的感叹词已经从“沙尘又来了”变为“飞絮又来了”。

北京的飞絮，主要指杨絮和柳絮，出自杨树、柳树的雌株（以下统称杨柳树）。

据统计，北京建成区内有200万株杨柳树雌株，占园林绿化乔木总量的5.4%；截至2018年底，五环内有杨柳雌株28.4万株，其中以朝阳区数量最多，有10.7万株。

这些雌株杨柳大部分栽植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在正值壮年期，也就是飞絮最厉害的年龄段。量太大，被认为是飞絮难治的重要原因，也是如今的烦恼根源。

业内普遍的观点是，飞絮本身不构成问题，但集中、过量就会成灾，浓度过高必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则表示，将通过合理控制，让杨柳飞絮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不对敏感人群造成困扰，到2020年得到明显改善，实现“有絮不成灾”。

北京为什么要种这么多杨柳树？这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防治沙尘、绿化国土有关。

1971年至1978年，北京平均每年大风日数和扬尘日数，分别为36天和20天；
1977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世界沙漠化会议，把北京列入沙漠化边缘城市；
1979年3月3日，新华社发表《风沙紧逼北京城》一文，发出了绿化以首都为中心的北国城乡的警示；
……

可以说，当时的荒漠化有多严重，对快速绿化的需求就有多迫切。

至于为何选择杨柳作为北方绿化的主力？国务院参事、原北京市园林局副局长刘秀晨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没有太多的财力应用于景观绿化。杨树因为易成活、生长速度快、养护成本低，在北方大量应用。

“说实在话，当时园林绿化工作者更多的是考虑怎么让北京尽快地绿起来，没有特别在意飞絮的问题。”刘秀晨说。

换个品种行不行？

基于能够“快速见效”的生物特性，即便进入21世纪，“不辨雌雄”的杨柳仍被大量种植，作为行道树存在。

一位从事多年园林工作的人士指出，2004年启动的“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活动对城市的绿量（单位面积的植物数量）有指标要求，一些城市为了“创森”，希望快速成林，所以大量种植了杨柳。虽然飞絮问题不如北京明显，但在特定的路段还是可以看到大量飞絮。

一位销售绿化苗木的供应商也表示，用于市政绿化工程的树种特性主要为一两年能够成形（有遮阴效果）。“需求量一般比较大，只要看看规格大小、有没有病虫害，不会去关心是雌株还是雄株’。”

随着隐藏后果显现，治理必须跟上——杨柳的生态价值不可否认，一刀切地全砍掉也不科学，北京的办法主要是“减存量、控增量”，治标+治本同步进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明确表示，今后在各项园林绿化建设中严禁使用杨柳树雌株。

眼下，梁艳波的团队正在为北京顺义区的杨柳雌株打抑花针（“抑花一号”），为改善明年的飞絮状况而努力，“五月上旬要完工，目前已经处理了9万多株。”

他告诉城叔，“抑花一号”是目前最管用的药剂，一棵胸径30公分左右的树，大概需要打孔3~4个孔，每个孔需要注射15次左右，每针是2ml药剂。“费用大概60~70元一株，根据树杆胸径和树冠大小再适当加大用药。”他说。

以此计算，60元*9万株，飞絮治理又是一大笔费用。鼻炎患者发自灵魂的拷问：究竟有没有一种“完美的树”，既能满足行道树的功能，又不造成对人的困扰？

“在城市里种的树，首先必须能够适应城市的特殊环境，因为城市环境和自然界环境差别很大，不是什么树都能活。”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教授、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包满珠向城叔表示，“作为行道树，还必须满足树冠比较大、遮阴效果好，抗污染、耐修剪等要求。”

在他看来，尽管悬铃木（注：我国主要种植的是二球悬铃木，又称英国梧桐）存在飞毛、落果等缺点，但其完全符合上述要求，“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包满珠过去26年来一直在做的研究，正是悬铃木的遗传改良，“通过细胞工程的方式，让它少毛、少果，甚至无毛、无果。”

绿化也需精细化

或许随着技术进步，杨柳树将来也可以像“无籽西瓜”般存在。而当前城市亟需的是，转变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绿化方式，用更加精细化的办法，建设人居环境。

细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

不久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了一则关于确定《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的公告，其中明确新增刺柏属（含圆柏属）、青檀等8种植物为北京市主要林木，引发不少市民对花粉过敏的担心，学者和医生纷纷建议考虑替代或减少种植。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认为，植树绿化是为了提高居住体验和生活环境，既然对圆柏过敏的人群数量不少，就应该将此树种逐渐移出绿化林木目录，选择其他树种替代。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知名专家尹佳也公开发文称，圆柏是目前北京地区三至四月上旬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最主要的原因。柏树生长到一定年限后开花，花粉量很大。因雄树产花粉，建议多种雌树，少种雄树。

城市种树是一门很细的学问，种什么，按什么比例种植，存在哪些潜在风险，都得讲究。比如当前这场困扰多个城市的飞絮，就暴露出城市树种多样化不足的问题。

应该怎么选？如何体现科学性？

成都市绿化管理处副主任祝小东认为，城市“种树”的原则一般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要满足功能需求，比如行道树要有遮阴效果，根据造景需求，区分“观花”“观果”还是“赏叶”，进行综合选择；其实要讲究适地适树，由于水土条件差异，城西长得好的树种到了城东不一定能活；再者，还要体现美学价值，处理好空间关系，避免因过密种植导致大家都变成“残废”；同时，还要有文化价值，体现地域特色。

“1997年刚毕业入行的时候，想的是怎么让城市‘绿起来’，先解决‘有没有’的事”，祝小东告诉城叔，“现在应该好好想想如何‘美起来’了。”

具体怎么“美”？从成都来讲，2017年发布了《成都市城市道路绿化建设导则》，对道路绿地怎么建、怎么管、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养都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标准。

用祝小东的话说，这样的导则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管得细的才有”。

有了导则，更关键的是如何落到实处。城叔注意到，上海、杭州等地专门成立了针对城市绿化工程的“质量监督站”，从设计、施工到后期养护都会进行监督把关。而目前，建立保障机制的城市还是少数。

就在日前，中纪委网站刊发了题为《城市绿化，莫让“绿色”蒙尘》的调查稿，直指城市绿化中存在贪大求洋、盲目跟风、“高价买绿”等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迹象。

当中提到，除“南橘北枳”、存活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资源外，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大树移植还对城乡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带来严重影响。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细微之处见真章。在城市“更快”变得“更绿”之后，是时候变得“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