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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 中国建设交通强国的综合基础与战略意义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07-23 12:26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长了足发展,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交通强国是世界强国的显著表征。中国已提出建设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经济强国等战略目标,这既为建设交通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迫切需要建设交通强国为这些目标提供有力支撑。站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自身发展条件,中国到本世纪中叶之前建设交通强国,可以分“三步”来安排。

    作者: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徐飞

    近年来,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交通技术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建设交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纵观古今,强国之强,必有交通之强,也往往发轫于交通之强。新时代全面建设“交通强国”,基础扎实,内涵丰富,意义重大。

    中国“交通强国”的综合基础

    交通运输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交通运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交通实现了从满足现代经济社会基本条件的基础性,到提高效率和便捷服务生产和生活的服务性,再到通过“交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的引领性三级跳。当下,交通正让中国与世界联系更紧密,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迈进。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交通运输发展历史上建设强度最大、网络覆盖最广、品质提升最快、群众获得感最强的时期,网络设施更加完善,技术装备更加先进,运输服务更加优质,降本增效更加显著,战略支撑更加有力,中国正在从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迈进。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多层次、多节点、全覆盖的基础设施网络初步形成,村村通路通邮,“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已经贯通。截至2017年底,我国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突破500万公里,位居世界前列。铁路运营总里程达12.4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66%;公路总里程达469.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万公里,均稳居世界第一;桥梁通行里程达4.3万公里,75万座桥梁首尾相连足以绕地球赤道一圈;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1.19万公里,规模以上港口万吨级泊位达2317个,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首位;通用机场300余个,民航运输机场达218个;邮路总长度(单程)658.5万公里,邮政快递网点21.7万处;油气管道达11.2万公里,运输能力均居世界前列。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多位一体,密集交叉,有效衔接,现代化“大交通”体系基本形成,运输服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持续增强。

    运输量名列世界前茅。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之一,其交通系统完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流与物流运输,有效保障了重大节假日、社会活动运输组织和重大自然灾害交通应急抢险救助,运输量位居世界前位。2016年全社会客、货运输量分别达192亿人次和433亿吨,客货周转量31239.87亿人公里和182432.29亿吨公里。其中,铁路全年完成旅客发送量28.14亿人,货运总发送量33.32亿吨,高铁旅客周转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总和。公路全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54.28亿人,货运量334.13亿吨,高速公路承担了全社会超过1/3的客运量和1/4的货运量。水路全年完成客运量2.72亿人,完成货运量63.82亿吨,其中海运承担了我国90%以上的外贸货物运输量,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民航全年完成旅客运输量4.88亿人次(国内航线4.36亿人次,国际航线5162.0万人次),货邮运输量666.9万吨。邮政全年完成函件业务36.19亿件,快递业务量312.83亿件,邮政业年服务用户超过700亿人次,快递业务量年均增长50%以上。管道货运量达7.1亿吨,周转量达4138.8亿吨公里。

    概言之,铁路旅客周转量及货运量、公路客货运输量及周转量、水路货运量及周转量、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邮政快递业务量均居世界第一,民航运输旅客及货邮周转量均居世界第二,快递年业务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我国占据7席。此外,城市客运方面,全年完成城市客运量1285.15亿人次,其中轨道交通完成161.51亿人次。

    “国家名片”不断涌现。近年来,中国交通发展不断催生“中国名片”。中国高铁、中国高速、中国桥梁、中国港口、中国船舶、中欧班列、中国大飞机等印有中国标记的交通基础设施、交通重大装备群体涌现,构建起中国国家品牌体系,惊艳世界,扬我国威。复兴号动车组、C919大型客机、振华港机、海工机械特种船舶、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交通装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中国制造”新名片。“中国名片”支撑“中国标准”,承载中国外交,彰显中国担当。作为真正“走出去”的第一张“中国名片”,中国高铁制订了100多项建设标准规范,覆盖工务工程、通信信号、系统设备、牵引供电、客运服务、运营调度六大系统,不仅适应中国国情路情,还与世界先进技术良好兼容,可适用于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超级工程托举中国梦。超级工程是以工程迭代为特征的集成创新。放眼寰球,大国崛起总有超级工程相伴而生,而超级工程的涌现又成为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特大桥隧、深水筑港、大型机场工程等建造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沪昆高铁、港珠澳大桥、洋山深水港、北京新机场及南海岛礁建设等一批超级工程震撼世界。近些年来,从中国速度到中国长度,从中国高度再到中国精度,一系列交通领域超级工程纷纷亮相,全力托举中国梦。超级工程以巨大的溢出效应,推动资本资金、工程技术、能源分配、产业集群、城市发展组合创造,催生新的资源集成模式,有力支撑区域经济整合和一体化发展。项目数量多、分布范围广、体量规模大、作业难度强、科技水准高是中国超级工程的显著特点。譬如,京沪高铁上的丹昆特大桥全长165公里,在“软豆腐”似的土基上成功创建,跨过水路、公路、铁路,是全球第一长桥。港珠澳大桥长达55公里,被誉为世界交通工程的珠穆朗玛峰和现代世界工程奇迹,超越原来的冠亚军——胶州湾大桥和杭州湾大桥,成为当今世界第一跨海长桥。实际上,世界最长大桥前10名中,中国桥梁占6席。世界上已建成和在建、拟建的跨度超400米的斜拉桥、悬索桥总数分别有163座、146座,中国占比分别超过一半和接近一半。在隧道建设方面,中国已修建2万多条隧道,其中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建设规模世界第一。

    行业现代治理能力大幅跃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通运输治理能力大幅提升,治理模式用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经过2008年和2013年两轮交通运输大部门制改革,形成了由交通运输部管理国家铁路局、国家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的大部门管理体制架构,交通运输全面实现政企分开。十八大以来,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完善,交通建设、养护、运输不断推向市场,正朝着“六化”即治理导向市场化、治理途径法治化、治理实施创新化、治理手段技术化、治理行为规范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方向不断优化。在推动行业协会、企业、从业者、民众参与到行业治理中来,推进多方共治善治,实现自我治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等方面成绩显著。

    综合交通运输法规、政策、规划及标准体系业已基本形成。截至目前,我国共有《铁路法》《公路法》《港口法》《航道法》《海商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民用航空法》《邮政法》等8部法律,《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道路运输条例》《国际海运条例》《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船员条例》《民用机场管理条例》《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邮政法实施细则》等65部行政法规以及300余件部门规章,我国还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网约出租车、共享单车管理的全国性规章,为全球新业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我国在全球交通运输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国际交通组织“中国声音”更加响亮。中国主导建立了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交通部长会议等多边合作机制,组织举办了世界交通运输大会等一系列世界级交通行业会议,为全球交通运输行业的人才搭建展示和发声平台。中国主动向国际交通组织推荐多位优秀人才,其中多人成功当选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副主席、国际船级社协会主席、国际海事组织货物和集装箱运输分委会主席等重要职位,中国连续14年当选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也首次由中国人出任。中国多次应邀派员参加国际海事组织对其他成员国的履约审核,既为国际组织贡献中国交通智慧,也为交通运输部深入参与海运业全球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交通人才充沛。我国交通运输行业人才队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专业配套、梯次科学、储备充裕、凝聚力强;交通运输行业特色鲜明的研究型大学和高等职业技能型院校布局合理,相互衔接,人才培养能力强;培训体系完备,人才集聚效应明显,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储备充足;国内国际人才库和新型智库专业门类齐全;高级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能力胜任;领军人物、大国工匠、技术大师大量涌现;崇尚劳动、尊重人才行业氛围浓厚。各层次各类型人才较好地支撑了交通现代化建设运营管理的现实需要。

    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意义

    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看,国家之强离不开交通之强,也往往始于交通之强。国家要强盛,交通须先行。建设交通强国,既是建设强大中国的应有之义,也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和战略支撑。中国已提出建设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海洋强国、海运强国等战略目标,这既为建设交通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迫切需要建设交通强国为这些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交通强国是世界强国的显著表征。强盛之国必有超凡的交通基础设施与通达能力,凸显“速度效率”和“互联互通”,实现人便其行,货畅其流。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交通强国,拥有包括空运、水运、公路运输等在内的完备运输体系,承载人员和物资高速流动。德国“大交通体系”堪称经典,各种运输方式功能互补,实现基础设施、交通管理、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四通八达的英国交通,方便快捷的法国交通,全面协同的荷兰交通,均是强国交通发展的典范。

    日本交通运输体系完善,轨道交通先进,公路网络、地铁网络发达,海运居世界前列,航空服务水平高,尤以高效、方便、准点而世界闻名,并致力于提供人性化、无障碍为主要特点的更高水平交通运输服务。“花园城市”新加坡,以其世界一流的水陆空综合交通系统和前瞻性的“花园式”规划管理闻名于世,在狭小的空间,为高密度的人流物流车流提供优质的服务。

    道路通,财富通;道路通,百业兴。进言之,道路通则人脉通、情感通、政令通。交通跨越时空,交通消弭隔阂。古罗马人改变了世界,他们修公路挖沟渠,“脚踏实地”征服世界,造就“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强盛,有力推动了东西方文化融合和经济交流。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改变了世界,新航路的开辟将原本互相孤立的各人类文明区域连接在一起。美国人改变了世界,他们将互联网打造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空间,把人的大脑连在一起,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

    今天,中国人也将改变世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和技术标准对接为切入点,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依托,务实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领域的深度合作,通过积极组建以航空和水运为先导、公路为基础、铁路为动脉,集公、铁、水、航多种运输方式和枢纽港站、现代通信网络为一体的国际立体运输大通道交通,打造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联通了国与国之间的道路,也联通了人与人之间的心路,开辟了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新天地。

    交通驱动要素流动,拉动关联产业协同,促进经济发展。要想富,先修路。有路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滚滚向前的车轮,驱动要素流动,助推经济发展。“前交通时代”,马车、古道、驿站、大运河是交通线路的主要载体,长安、洛阳、金陵这些中国古代著名城市,都是在交通便利时积聚兴起的。到了以高铁、飞机为代表的“大交通时代”,“朝发白帝,夕至江陵”早已不是梦想,快捷的交通物流模式,不仅重构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大幅度提高了交通物流效率,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方式。过去,地理改变命运;未来,互联互通决定命运。全球交通、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正在重塑供应链世界和人类社会。

    反之,道不通则事不成。在落后国家,破旧的铁道路网和粗陋的管理经营,使得线路设计规划、征地拆迁、铁轨铺设和通车运营等每个环节都举步维艰。在非洲大陆,民生凋敝,战乱频发,交通发展陷入困境,而交通落后又反过来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印度严重“超载”、缓慢而行的火车形象亦说明,落后的轨道交通掣肘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巴西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要素流动困难重重,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历史和现实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均表明,闭塞带来贫穷与落后,交通促进繁荣与发展。

    世界即将迎来第三轮全球化,第三轮全球化的本质是在全新的价值网络下,技术、市场、资金、劳动力等资源的全球配置。因此,交通成为竞争的关键要素。交通线不仅是人流、物流、能流、金流和信息流,还是民生线,更是生命线和经济大动脉。例如,一条高铁背后很可能就是产业带和城市群,几条高铁意味着区域经济版图的重构和城镇化的勃兴。交通将为沿线地区的产业化、城镇化乃至工业化插上腾飞的翅膀。交通运输线建设不是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对沿线区域的资源开发、城镇建设、旅游兴旺、产业发展、工业振兴等一体化规划起巨大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交通对改造提升传统业态和城市形态(同城化发展)的作用也十分显著,通过“交通+”产生拉动效应、乘数效应,释放交通红利,并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

    实际上,“交通+”是多维度的。首先,通过加强交通与旅游行业间的信息共享,完善主要旅游景区公共客运基础设施,加强枢纽场站与旅游景区交通衔接,推动“快进慢游”的便捷运输服务系统建设。同时,通过便捷出行、体验出行,推动自驾休闲游经济、游艇邮轮经济等旅游经济发展,实现交通+旅游休闲的联动发展。当下,出行消费已占城市居民收入的10%,其提升空间非常大。其次,通过构建便捷高效的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和顺达通畅城乡物流网络,可以支撑内贸流通创新发展。通过推动运输服务与前后向、上下游关联紧密产业的协同联动,促进形成“运输服务+”跨界融合发展新格局,培育壮大多业联动产业,如交通+移动互联、交通+商业地产/居住、交通+商务、交通+餐饮、交通+生产等。

    再则,以研发航空装备、高技术船舶、新一代绿色智能、高速重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以及标准化运载单元和货运车辆、多式联运转运设备等为重点,可以推动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运输装备制造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推动交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此外,通过探索建立以便捷交通为引导的农村社区空间布局、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模式,减小城乡差别,增进城市文明辐射,推动形成“三农”发展新态势。

    交通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交通先行,一通百通。交通乃兴国之利器、立国之基石、强国之先导,交通水平决定经济贸易竞争力。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交通对社会分工、对外贸易、城市和地区繁荣所起的促进作用。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强调了交通运输是“现代工业的先驱”,必须超前发展,当好“先行官”,落后的交通运输设施是现代化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从奠定美国发展壮大基础的“西进运动”,到建立全球海运支撑的贸易体系,再到战后日本“贸易立国”战略的成功实施,交通作为国之重器,在国家建设与强盛发展中无不起到战略支撑和引领作用。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无论是深化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能,还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尤其是纵深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交通都起着基础性、服务性、先导性作用,必将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同时,交通运输还强力支撑国家外交国防。在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军民融合战略,应对地缘政治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等诸多方面,交通运输先行和设施投送保障都大有可为。

    交通助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严肃指出,并不是每次技术变革都可以称之为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浪潮;任何夸张的描述和错误的低估,都会让我们错失机会。他认为引发颠覆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新的传播通信技术。新的通信技术会极大地改变人类沟通交流的方式和效率,对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产生巨大影响。二是新的能源体系。更高效的能源能够满足和推动经济的不断增长。能源越便宜,经济发展越有动力。三是新的交通物流模式。更快捷、更经济、更综合、更智能的交通,不仅能大幅度提高交通物流效率,还将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甚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这三点是发生颠覆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础条件,三者的有机结合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的面貌,变革社会的原有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全新的变革会改变经济运行的规律、商业模式乃至政府的管理模式,它将重新定义市场、竞争等关键概念,并还能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提供技术支持。这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不能错过的重大机遇。

    诚然,交通、能源、通讯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不可或缺。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历史就是交通与能源技术的进步史。从蒸汽时代的蒸汽机,到电气时代的内燃机和电动机,再到今天的新能源时代,每一次能源变革,都伴随着世界力量的更新迭代和重新洗牌。同时,能源变革促进交通进步,交通进步助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当前,全球创新潮流汹涌澎湃,第四次科技革命初现端倪,新一轮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新能源、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系统、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加速突破并持续演进,呈现出多元融合、人机协同、模拟思考的新特征,支撑了智慧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输装备制造等技术能力,以及“互联网+交通运输”、自动驾驶、新能源交通装备等的推广应用,推动了网约车、共享单车、无人驾驶车辆和船舶等新业态的快速市场化。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抢抓机遇,在高速铁路、重载运输、装备制造、工程建设、人工造岛、航空航天、新能源运输装备等技术领域,均已迈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在智能互联、无人驾驶、无人承运、共享出行、电力驱动、无人机等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有的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在超级高铁、高温超导磁浮交通、真空管道超高速(1000+)、空铁等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已经走在前列,占得先机。

    舟车广至,推动文化融合。交流起步于器物贸易,融合扩展至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舟车广至,贸易融通,文明互鉴与社会进步、国家振兴相伴相随,相得益彰。古代中国,丝绸之路为欧洲带去了东方瓷器和茶叶,中国制瓷技术催生了欧洲瓷器产业,中国茶叶引入英伦三岛,演变成英式红茶,亚欧大陆两端的文明在此共鸣。15世纪人类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达伽马穿越好望角,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开辟新航线,发现新大陆,孕育新文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先后执世界之牛耳,演绎近代大国崛起的历史,迅速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地理版图。随后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近代交通,开启了“欧洲中心”的工业时代,也在客观上成就了文明的碰撞和大国的兴盛。

    原来相对封闭的各国地域文化,通过交通得以交流传播交融,进而衍生出新的内涵。交通的高度发达不仅拓展了人们的出行和交往半径,也大力促进了异域异质文化间的理解、融合和创造,推动了世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交通在给人们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文化间的互相了解、传播、交流与融合。交通推动的文化融合,首先体现在人们的交通行为,体现在人们对交通及其发展所秉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式,更体现在对各种形态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上。交通以其独特的方式联结全球化的文化村落,改变和影响各种形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时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虽然在信仰上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东正教、道教等多种宗教,文化禀赋也不尽相同甚至大异其趣,但舟车广至,多样性的文化在交往中不断交流融合。

    交通进步推动文明互鉴与演进。文明伴随生产方式革命而更替。社会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文明浪潮的冲击。第一次文明浪潮是农业革命。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渔猎时代,进入到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时代,交通以人力畜力为主,速度极慢,运量极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严格依赖自然禀赋和自然节律,人类迁徙交往范围也往往止步于崇山峻岭和大江沟壑。第二次文明浪潮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发明了新动力,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相继出现,改变了农业时代的交通方式,极大拓展了人类活动空间,快捷的交通方式进一步推动要素流动,促进工业文明演进。工业文明的浪潮如风卷残云、惊涛裂岸,直至今天依然在全球扩散。第三次文明浪潮是信息化革命。20世纪中叶以后,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引发交通运行、商业模式、消费形态以及社会组织与交往方式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第三次文明浪潮催生信息化社会,人类身体的位移和心灵的沟通在“信息高速公路”交汇交融。交通方式日新月异,人类文明持续演进。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生成了黄河文明、恒河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地中海文明和玛雅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不同文明形态成就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对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交通内涵万物交汇、九衢畅通之要诀,交通线的不断延伸不仅压缩了时空使“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人们便捷高效的出行,也深刻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沟通与交流对话,大大增进文明互鉴,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文明形态在相互碰撞、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文明体的丰富营养,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中生生不息,迭代演进。

    从“交通强国”到“道路自信”。“选线”是道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选线确定道路,道路支撑交通,交通彰显道路。如前所述,中国交通强国的步伐越来越豪迈,作为基础设施的“道路”越来越宽广和坚实,对形而上制度层面的“道路”自信也越来越坚定。几十年来,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实践,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日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不同的发展道路承载着不同的发展使命,不同的发展使命匹配不同的发展战略。中国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选择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始终坚持政治定力和道路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加快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物流中心,为世界提供中国运输方案,促进世界资源由世界共享,为我国建成世界强国、成为负责任大国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更重要的是,中国还要以无比坚定的道路自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情怀建设政治强国,通过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开拓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建设“交通强国”的战略内涵和战略目标

    战略内涵。“交通强国”是国家交通发展由“大”而“强”的历史演进过程。交通强国应当在实现安全、高效、舒适、方便、环保、节能等系列基本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交通服务的一体化,交通运输组织管理的智能化,且在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装备技术等硬实力方面位居世界前列。同时,高品质的快速交通网、高效率的普通干线网、广覆盖的基础服务网和综合智能运输大通道,能有力支撑中国国民经济高效持续健康运行。

    交通强国应拥有与卓越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能建成先进的现代行业治理体系、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体系、引领性的科技创新体系、有影响力和塑造力的国际交通话语权和一支与强国地位相适应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结合,意味着交通服务质量卓越,使供给充足、产品丰富,人悦其行、物优其流成为现实。客运满足人性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出行便捷性、温馨感、舒适度大幅提高,货运满足经济性、时效性、便利化需要,带动全社会物流成本显著降低,现代服务业水平达到国际标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普遍满足。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结合,还意味着交通效益良好。交通运输产品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高,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比较优势充分体现,经济和社会效益良好。交通运量增长、成本降低、市场竞争力强,资源配置科学合理,产品结构多元优化,经营机制灵活高效,资产溢出效应良好,负债合理、风险可控,财务实力、市场活力、创效能力强,实现健康持续高效发展,形成交通品牌集群。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结合,不仅使交通自身强,做到系统最优、效率最高、优质服务经济社会,使安全可靠、便捷畅通、经济高效、节能环保的“人民满意交通”,以及多方联动、治理有效、法制健全、文明守信、绿色智慧、综合发展、服务全球的“现代交通”得以实现实现;而且交通运输业要成为支柱产业,满足国家现代化强国对交通的需求,使交通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性、服务性、先导性、支撑性、引领性和战略性地位更加坚实,进而更好地实现“三个服务”,即服务人民、服务大局、服务基层。

    进言之,“交通强国”在上述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至少还可以在“交通”、“强”两个方面作进一步拓展深化。首先,交通不仅是铁路、公路、水路(水运)、空路(民航)、邮路(邮政)和管路(管道运输),在当今这个陆、海、空、天、网的全域时代,至少还应包含“天路”(航天飞机、宇宙飞船)和“网路”(信息高速公路)。其次,“交通强国”中的“强”,不仅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换言之,“交通强国”不能仅理解为“在交通方面是强国”,更应该解读为“通过交通使国家强大”,即跳出交通看交通,从战略高度审视交通的重要作用。十九大报告明确将交通强国与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并列一起,指明了未来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结构,也由此可见交通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作用。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我们从交通驱动要素流动拉动关联产业协同促进经济发展,交通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交通助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舟车广至推动文化融合,交通进步推动文明互鉴演进,以及从交通强国到道路自信等六个方面的详细分析,旨在阐明如何“通过交通使国家强大”。

    战略目标。站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自身发展条件,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求,按照“使交通真正成为发展先行官”的发展定位,基于已有的工作基础,中国到本世纪中叶之前建设交通强国,可以分“三步”来安排:

    第一步,“十三五”时期,即从现在到2020年,是建设交通强国的准备期。这一时期,交通运输需增强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服务保障能力。交通发展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目标,增加有效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补齐铁路网络和运输服务短板,有效支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强交通对外运输通道建设,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和覆盖程度,进一步完善覆盖广泛的运输网络,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协同合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时期,大部制改革全面完成,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运行顺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基本形成,投资可持续发展机制初步确立,为我国交通运输从侧重提高运输能力过渡到侧重改善服务质量,从侧重依靠投资过渡到侧重依靠科学技术应用打下基础。交通运输将充分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在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为建成交通强国做好充分准备。这一时期,将投资15万亿,新建公路3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万公里),铁路3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1.1万公里),万吨以上码头泊位300个,民用机场50个。届时,高铁覆盖80%以上的100万以上人口城市,高速公路、民航机场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和客车。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部分地区和领域率先基本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部分领域率先进入世界交通强国行列。

    第二步,从2020年到2035年。用15年时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全面进入世界交通强国行列,切实实现“人便其行、货畅其流、国惠其昌”。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智慧、绿色、智能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更人性化、更可持续、更具竞争力,“交通+”新业态形成;建成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资金能源环境可持续的合作共赢的交通体制机制,强力支撑“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基础设施拥有量、客货运输及周转量、交通科技水平、交通治理水平更大幅度提升,交通运输业实现现代化。

    在铁路领域,基于智能系统的集成整合运用,将全面运营以2022年冬奥会重要交通通道“京张高铁”为代表的无人驾驶、无人售票、无人检测的更加安全可靠、更加经济高效、更加温馨便捷的智能铁路。智慧动车组实现无人驾驶、工作状态自感知、运行故障自诊断、导向安全自决策,运输服务实现全面电子客票、全程刷脸畅通出行、站车5G覆盖、智能引导等时速600公里以上的高速磁浮列车将成为主流,超级高铁率先规模化工程化应用,并为世界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铁路交通解决方案。在公路领域,将全面建成智能化交通运输体系,提供多样性、个性化、体验型服务,人类出行则按照程序设置完全智能化,无人驾驶全面普及,交通工具实现即时打印,光伏道路、氢能道路、磁浮道路等直接为车辆供给动能,并实现能力转化循环利用,交通拥堵、交通事故也不再出现,“红绿灯”被放进博物馆,交通率先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航空领域,将构建起普通飞机、超音速“协和飞机”“超高速飞机”等共同组成的飞行器体系,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在航空领域普遍运用,智能售票、智能安检、机器人等代替人工辅助乘客出行,飞机无人驾驶、自我修复,航空出航实现最优算法,并真正与轨道交通、公路交通、城市交通无缝衔接。

    到那时,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五位一体”、综合布局、无缝衔接、四通八达。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人文交通“五位一体”、高效治理、兼容持续、协调发展。运载工具越来越轻量化、自动化、智能化、低碳化和人性化;交通出行更凸显通达性、衔接性、便捷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物流成本要大幅下降,将由现在占GDP的16%下降到10%左右,绿色交通方式要达到70%以上。

    人流方面,出行总量将持续增长,出行偏好发生转变,更加追求出行的品质、个性化和速度,出行频率、距离、消费不断提高,出行需求向小批量个性化转变,要求便捷、高效、精准、低成本。城市群内、跨省、跨境出行占比增加,自动驾驶汽车和共享交通等新的形式带来新的活力,共享出行成为趋势。

    物流方面,运输总量仍将持续增长,但随着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加之高压输电和管道运输的发展,大宗散货运量增幅将会下降,运输强度到了一定阶段会稳定甚至回落。货物运输流向、结构将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生产、全球消费、全球流动成为趋势。城市配送向小批量转变,快递占比将增加。此外,对物流成本、时间、效率、全球通达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到那时,技术革命将带来全新影响和改变。铁路双层集装箱技术、无缝货运中转站(thruport)技术(起重机从铁路到铁路的运输,不再需要在火车站外隔夜存储货物)、一体化物流技术、物联网等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管道运输技术将使油品、煤炭等大宗物品通过管道运输实现,从而改变运输结构。能源领域的技术将使每条特高压线路替代2000~3000万吨煤炭运输,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广泛利用,将减少经济社会发展对传统化石能源的需求。车路协同技术、汽车列车技术普遍应用,无人驾驶车销量明显增加,时速400公里高铁技术普遍应用。

    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创意产业、互联网经济、体验经济,人与物的交流可能出现“去中心”特点,人不必集聚便可在虚拟网中实现高质量交流。3D打印及纳米技术使本地化生产和分散化生产成为可能。技术革命带来全新的交通系统,能力和安全性大幅度提高,交通系统的绿色、环保、人性化得以全面实现。

    第三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交通强国的基础上再用15年时间,到2050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时,进入世界交通强国前列。高标准建成高度便捷、高效、绿色、智慧、安全的综合交通体系,全面支持中国国家战略,全面完成全球交通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形成世界一流的全球互联互通系统,实现“人享其行、物优其流、国倚其强”,牢牢掌握世界交通业发展话语权,全面参与全球交通治理。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拥有量、客货运输及周转量、交通科技水平、交通治理水平等将在全球全面领先,具有世界影响力、辐射力。绿色交通比例从70%提高到90%,物流成本降低至占GDP的7%以下。

    到那时,太阳能将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较大比例,交通工具主要由电力驱动,能源成本大幅降低,大多数消费者使用的能源几乎是免费,汽车销售商将免费充电。电动汽车成为主流,城市禁行汽油车和柴油车。汽车成为移动的办公室、娱乐设施,且汽车之间可以进行自动通讯。

    以上是中国到本世纪中叶之前建设交通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展望未来,中国交通人将坚持世界眼光、中国特色,服务大局、当好先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步伐,使交通运输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适应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战略支撑,进而为积极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徐飞,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教授、博导,美国哈佛大学、MIT高级访问学者,中国高教学会创新创业分会副会长,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博弈论、战略联盟与竞争战略、创新战略。主要著作有《战略管理》《重混战略》《战略联盟稳定性、破缺性与演化实证》《纵横“一带一路”中国高铁全球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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