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编辑 赵庆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1958年出生，今年60岁，经济学博士，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在央行系统工作近20年，先后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副行长等要职。另外，易纲2014年4月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易纲同志简历
易纲, 男, 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其中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4年4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6年1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18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被评价为学者型官员，无官架子，被学界业界公认学术功底深厚。作为金融家，易纲的学问在业内有口皆碑。
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在2017年7月的发布的一篇文章是这样描述易纲青年时期的。1978年，20岁的易纲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三年级时被选派出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和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两年本科四年研究生，获得经济学博士。刚去美国时，易纲身上只有2美元，当时外币只能换这么多。他课余时间去洗碗，当时虽然免学费、免房费，但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
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在印第安那大学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86年的月薪是5000美元，而母亲在国内任小学校长，每月工资99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还不到27美元。“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比我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我20多岁，一个星期只需要上两天班。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力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这些思考影响着易纲后来从事了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研究。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仕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等职。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
“可以说，1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官员。”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如是说。
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描述了他对易纲的印象，“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
该官员还称，“易纲副行长喜欢看研究报告，对数字非常敏感。”
在北京的媒体圈内，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
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年回国后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曾赴美留学的经历让易纲具备了强大的国际沟通能力，2016年4月，易纲出现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全英语讨论会上，与他同台的还有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秦朔朋友圈”的文章《易纲二三事：读书人、感恩者与责任感》曾对这场讨论会作了描述。对早年就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易纲而言，与同样兼具学者和央行官员角色的伯南克对阵可谓“旗鼓相当”。当时，人民币汇率和中国改革的走向是西方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
每当谈及人民币汇率，就会提到“三元悖论”或“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伯南克对此表示：“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他表示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国加速开放债市就是吸引更多资金的好办法。”
易纲则认为，“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
具体而言，易纲解释称，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200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为8.28，此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名义汇率(NEER)都升值了30%~40%。人民币其实是浮动的，这种汇率变化基本上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这有助于经济发展。”
不过，伯南克当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权衡防止货币贬值和推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他建议，中国需要更为关注财政政策，用财政政策来实现需求端的目标，这也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如货币政策那样的负面影响。
易纲回应称，与欧美日等过于依赖货币政策的模式不同，中国的确在加大财政效力。“2016年中国提高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至3%，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赤字，去年只有2.3%。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仍十分重要。”
如今正式接过周小川的衣钵，易纲面临着新的挑战。
今年1月份，易纲曾在中国金融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在文章中，易纲表示，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2018年，央行货币政策要遵循四个思路：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记者在3月9日央行记者会提问，如何理解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的要求。
易纲当时曾表示，松紧适度主要看对实体经济而言，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易纲指出，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上稳定。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
易纲表示，针对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更注意盘活存量，更注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的结构，这样就能够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合理增长以及松紧适度。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中国经济周刊、秦朔朋友圈、央行官网、中国金融杂志等
每经编辑 王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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