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民警正在检查社区内监控探头的运行情况。 莘庄派出所供图）
直到现在，在上海康城当了16年社区民警的徐斌说起去年5月那场社区里的“马拉松”比赛，口吻在新鲜中依旧带着些不可思议——这是康城十几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康城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毕竟，这是个有着约12500户、近5万常住人口、4个居委会的“巨无霸”社区，是全上海最大的单体小区之一。
康城之大，从“赛道”就可见一斑：沿着小区道路“绕城”3.2公里，冠军也要跑上13分20秒；而绕整个康城外围一圈将近5公里，成年人的脚程从南门到北门，约需半小时。为了解决小区居民的“出门”问题，公交公司将终点站为莘庄地铁站的莘庄1路、莘庄2路公交车的始发站，都设在了康城小区内。
地大，人也杂。开发商当年以“法式风情”景观，尝试打造一个高品质楼盘，可近郊的区位和相对的低房价，却曾引来不少炒房客和群租客。康城一度成为入住人员结构庞杂之处，有人说“康城是一片神奇土壤”，同一栋楼里住着奔驰宝马车和拉货三轮车的车主；更可怕的说法是，“康城是一个高级版的城中村”。上海人提起康城，大多印象是“乱”和“群租”，康城居民则多年被盗窃频发所困扰。
不过，参加完这场“马拉松”的社区管理者和居民都觉得，康城近年来“变好了”。仅举康城的入室盗窃案接报数为例，从2015年的185起下降到2017年的15起，降幅超九成。
康城之变，变在何处？记者伏于康城数日，发现破解这座庞杂小区里阶段性的矛盾和难题，考验的不仅是协同治理的能力，更在于如绣花一样精细化管理的智慧与耐心。若放到更大的范围来看，康城犹如麻雀，解剖之，或许能对特大城市的治理有所启示。
（集合了多个政府服务窗口的康城社区基本管理单元，是康城社区管理的一种制度创新。张凌云 摄）
康城“奇景”，徐斌很多年前就见识过了——他来康城后碰到的第一个“案子”，涉及的是康城社区内各施工队工人讨薪，那大约是2002年底，正式入住的只有125位住户，小区里却有5000多位工人。
2002年起，徐斌在康城当社区民警至今，看着康城从小小的新楼盘，成了容纳4万多人的超大型社区。他注意到，2003年7月一个高温天，康城的房子一天之内成交了1000多套；2004年新修建好的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师生75人，如今3000多人；而康城内两家幼儿园，其中一家竟有800多位师生。
不少乱象，根源之一在于人口快速膨胀，而管理与服务没跟上。在康城，群租问题最先暴露——大约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一口气买下多套房子后只租不卖的外地投资客，由此又催生一批“二房东”，租下十多套乃至更多房子再转手群租。据康城社区民警回忆，最离谱的一套房，用隔板隔出十多个“房间”。与之相伴的，是为了满足庞大人口的生活便利，各种违章搭建的无证小店如雨后春笋。
投资与盈利之下，社区安全，少人关注。“最夸张的二房东，腰上围了一圈钥匙，手里四百多套房，聘了三个人专门管理房子。”社区民警刘正昱告诉记者，他2014年到康城工作时，群租依旧猖獗。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被改造成“公司公寓”，填满房间的上下铺能容30人，夜里连走廊上都睡满人。
对康城群租的整治，虽然十几年间从未中断，但反复回潮：“早上刚把隔板拆了，下午二房东可能就去楼下捡回重搭。”知情人告诉记者，物业每天都接到十几个关于群租的投诉：噪音污染、垃圾乱扔、杂物乱堆。安全成了最大的问题，好些年前，康城的一套群租房里出现了因煤气中毒3死1伤的悲剧。
与群租如影随形的还有小偷。相比周边社区，“大康城”的安防设备远远滞后。两年多前，康城社区物业公司的保安队长齐国财觉得，自己是“长”在了派出所。因为社区内盗窃案件频发，他几乎每个礼拜都需要到莘松派出所报到——2015年康城的盗窃电动车、自行车、摩托车案246起。康城在建造之初规划的107个监控探头陆续坏了90多个，整个电子安全防控系统形同虚设。因为“安保工作不力”，齐国财有两年没拿年终奖。他曾觉得挫败，有了逃离的念头。
那段时间，不少居民忍无可忍，搬离康城。可康城因为“乱”而比周边小区便宜不少的房价和租金，又吸引不少新居民搬来。“总有人进，也有人出，流动性大得惊人。”一家房屋中介的游经理说，他在此工作十多年，自认“康城中介”曾有特殊性，在圈内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份被人看不起却趋之若鹜的工作。
（徐斌在社区内给保安队伍做治安技能培训。莘松派出所供图）
康城困局的破题，是由合力拆除违法建筑和整治群租开始的。康城在2015年12月启动最有力度的一次集中整治，包括市场监管所、房管办、派出所民警、居委会、保安、志愿者在内的405名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刘正昱清楚记得那年冬天奇冷，他从早上6时到晚上19时30分，奔波在小区内，首日就完成了82户群租的整治工作。不同以往，这一次的拆除工作则更加彻底：被拆除的隔板和床板会被砸碎，所有的整治垃圾都被及时处理干净。让刘正昱和同事们感到意外的是，原计划持续一年半的群租整治工作在3个月就全部完成了。
违章搭建没了，一些案件频发点不再是“盲区”；不少投资客炒房团和二房东的生意也黄了，仅仅将这里视为“挣钱工具”而对小区治安不在意、不支持的阻力也就自然而然消解了。
然而，当居民们强烈呼吁要为小区安装监控探头时，却几番受阻，搁置多年。
奇事不少——比如社区里有位游手好闲、依靠父母接济生活的三十来岁年轻人，挨家挨户敲门为自己拉业委会投票，并承诺当选后将免除投票人的物业管理费；又如，业委会每次想要促成某项工程，就会有质疑声：业委会成员是否为个人谋利？
曾当选康城第一届业委会筹备组组长和业委会主任的老范，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法院庭审现场，可成为“范主任”的5年间坐在被告席上次数不下10次。每次“居民代表”对他履职行为的怀疑，都被判定为子虚乌有。
原本供社区居民交流的康城网，居然曾因散布谣言过多并涉及网络侮辱他人，而被相关部门关停整治；有段时间，业委会内部扯皮，平均每3个月就要“罢免”一位业委会主任……
这背后，根源还在于小区太大、人太多、利益太多、心不齐，毕竟，涉及到如何动用众多业主的1.3亿元维修款，实在错综复杂。
“为了安装探头，我磨了多少嘴皮子。”徐斌说，社区民警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每月开一次警情通报会，因时常增加盗窃受害者的“现身说法”，颇有“康城特色”。一场场通报会成了跌宕起伏的故事会，参与的社区居民从来不下100人。社区民警还先建议居民安装室内摄像头，帮忙破了案，又把监控内容放到下一期的警情通报会。同时，社区民警和居委会也想给业委会“换血”，在民主选举的前提下，鼓励小区里更多正直、有魄力的有识之士参与竞选。从嘉兴市政府退休回沪定居的郁美华，在社区创办过近百人的中老年合唱团，多年管理得井井有条，盛情难却下参与业委会竞选。“业委会委员们有公心，人心总算是往一处使劲了。”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萍说。
加装探头的提议，终于在第二届业委会履职的最后几个月获得康城居民的投票通过。但好几次安装监控探头，都因人员变动，接近达成却又流产。2016年8月，康城社区选举产生第三届业委会，在之后半年解决了物业续聘、合同签署、公共区域技防改造升级、楼道门禁系统方案制定、消防工程改造费用梳理等多年未决的问题，另外，经业委会同意在小区维修基金中拿出1300万元安装了1946个监控探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探头的位置，是由不少热心居民、物业保安队员提出意见需求，结合徐斌、张佳艺等6名社区民警对照图纸和历年发案情况，四处踩点确定下来的。
装好探头的2017年，康城偷盗电动车、自行车、摩托车的案仅发生过10起。
“如果说安全是公安机关给市民群众的产品，那么我们希望将对群防群治力量的专业化培训也作为这个安全产品的一部分。人是所有物防、技防设施背后最重要的因素。给这群人最充分、强大的支撑，城市的安全产品将不仅有力度，还更有温度。”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局长郑文斌说。
（刘正昱正在向记者介绍社区监控探头的分布情况。杨书源摄）
在徐斌的手机里，有一个名为“保康团”的微信群：保卫康城的意思。群里有民警、保安，以及业委会、居委会负责人和居民代表等，24小时随时沟通。
2017年初，兼任居委会副书记的徐斌深知，探头之外，社区的智慧治理终究靠人。莘松派出所组织了齐国财在内的康城小区持证上岗保安进行一个月的脱产培训，在公安的监控室里，学习如何识别、跟踪、监控犯罪嫌疑人。
记者在康城的监控室内，看到墙上大小49块监控屏幕。齐国财“放出豪言”：“那些在康城做了坏事的嫌疑人，他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我都能了解得清清楚楚。”记者采访时，齐国财配合社区民警，通过仔细比对分析，确定了前一天小区内砸车事件的嫌疑人，“破案”最快可在一天内。有人笑言，在康城当过保安的，经验丰富，去别的小区或许可以当保安队长。徐斌也高兴，这一年来，“坏事”少了，他与齐国财的见面频率大大下降。
对于每天工作在一线的社区民警而言，如今的康城治理，考验更多的是参与者协同合作的能力。在社区治理的末端，有一群协管员、楼组长、志愿者和社区民警、保安队员一起，共同组成了康城的群防群治队伍。
在齐国财的手机软件里，康城内所有装了GPS定位系统的保安巡逻仪和巡逻车的位置都在地图上实时可见。这不仅可以考核保安队员每日巡逻任务，更能提高巡逻质量。前几个月，社区民警在保安队长和业主的协助下，利用监控抓获两名以推销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齐国财回忆，业主出于谨慎打电话找保安核实，他们随即调取监控并派出最近的巡逻保安上门询问，最终识破伎俩。
“保卫”只是基础，更关键在于协同合作的常态化。2016年2月，莘庄镇在康城成立“两委一中心”，即社区党委、社区委员会和社区中心，做实了社区基本管理单元，公安、市场监管等执法力量在此都设有工作站，与居民直接互动。每天16时，康城“两委一中心”和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交班会，各个工作站都要进行工作交流，形成工作日报。“一旦有违章搭建的苗头出现，驻地社区内的城管就可以在物业公司、业委会的明确告知下执法，几乎没有时间差，也大大降低了执法的难度。”张军萍说，“过去很多居民都不太好意思说自己住在康城，如今，他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越来越足了。”
在康城生活了16年的范成贵和郁美华，也向记者强调：康城蛮好的，他们从搬进来的第一天起，就喜欢绕着小区的绿化带散步。郁美华忆起2002年来康城看房子时，刚随嘉兴的合唱团去法国交流演出归来，又在社区里看到似曾相识的“凯旋门”建筑时，内心挺激动。眼下康城正在变好，也让她重新拾起“初见”的惊喜。
康城正在变。
不过若要说康城依旧存在的问题，徐斌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出“三大顽疾”：社区停车难，居民养狗为患，“居改非”有所抬头。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于2017年所做的一项大数据调查，发现这一年来，居民对于“家中被盗”等原本常见的安全问题，感知度已经降低很多，而“无证遛狗”“群租”等属于安全隐患的问题，感知度却处于高位。数据分析人员认为：居民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的担忧和感知更强了，这是未来社区治理的转变，康城社区正是处于这种变化之中的一个样本。
“社区治理的含义，在实际的操作中包括从下至上的民主合力与决策，也包括自上至下的政府管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赵蔚结合自己之前在上海闵行区各个社区的调研经历，在提及康城之变时将其理解为社区治理“两条线”的一次完美融合。在赵蔚看来，一个社区在日常运行中绕不开的两个核心命题，是社区里的社会资本如何进行和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分配以及在政府的治理框架内展开行动。“任何一个社区的成功经验都不能简单复制，因为社区治理终究是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交集与故事。”赵蔚说。
和“马拉松”一样，康城社区里前所未有的交集和故事变多了。2008年在康城社区内开了两家超市的安徽人夏东先也是社区业主，2017年他的“老年人食堂”和“上海菜餐厅”开业，这也是康城在社区治理之后的“新意”——因为这几年“居改非”整顿，许多食品卫生无保障的社区内小餐馆被依法取缔，但居民们在社区内的就餐地点也减少了。“两委一中心”结合社区居民的新需求，利用康城二期生活区闲置楼层，邀请在小区内口碑很好的夏老板来开餐饮店。夏老板定下规矩：食堂只服务社区里的老年人，每份套餐只收7元，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一年，夏老板的餐厅和食堂成为康城居民常去的聚餐点。
2017年5月，康城举办首届运动会，之后摄影展、亲子活动和音乐节都有了。就在今年1月6日，康城有了新的故事：一家公益组织在康城举行文明养犬活动。这在康城难得一见，其乐融融。
康城最初的“守护者”之一徐斌看着也乐。这十多年，他陆续迎来所里派来增援的新面孔。2007年，徐斌的徒弟小孟是第一个被派来增援的，当时徐斌直白叮嘱：“遇事不急，重在处理，这就是社区民警的本分。”此后陆续来了张佳艺和刘正昱、吴军、张开军4位青年民警，嘱咐还是没变。一位青年民警告诉记者，康城依旧大，不过不“杂”了，慢慢来，总能做好。
这位青年民警接受采访时，在康城内部道路上的私家车一时没停好，和记者说话没多久的工夫再一看，保安已“不近人情”地锁了车轮，并在车窗贴好告示。旁人看了，感慨说：这才是小区应该有的样子。或许只有康城居民，才能深切体味这句话的意思。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凌云 杨书源 孔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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