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成渝相向而行

每经记者 余蕊均

随着城镇化进程进入到城市群发展的阶段，建设广袤的西部需要城市群的带动。

西部的城市群，首先当然是成渝城市群。日前，中共成都市委第十三届二次全会提出，要推进成渝相向发展，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城市群，并加快向世界级城市群跃升。

“成渝相向发展”将为区域发展带来何种效应？西部地区如何实现与东部沿海的协调发展？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应该如何建立？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日前专访了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

▲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

内部和谐是区域协调新内涵

NBD：区域不协调被认为是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怎样理解“区域协调发展”？

陆大道：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大的区域问题一直都是各个阶段国家最高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区域发展跟整个国家的发展相辅相成。我国发展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但是在区域发展决策方面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一个根本的原则是，区域发展的决策，要符合那个阶段的实际，要符合国情，而且需要切实可行，这是很不容易的。

回顾一下1983年和1984年，当时有声音说要实行“战略转移”，实行“西部大开拓”，学术界也跟着强调要“转移”，要强调“均衡论”发展。如果那时候搞“战略转移”了，那我们国家的发展实力与水平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强大就很难说。当时改革开放才几年时间，如果要“战略转移”，沿海地区大量的外资企业家就会不知所措。而开放型城市的综合性经济实力的形成，一般都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到1994年左右再来提“区域协同发展”，显得更是时候。因为此时经过改革开放的十多年发展，沿海特区、开放城市等，在产业引进、城市建设、人才集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经验。

NBD：进入新时代，又应该如何理解“区域协调”问题？未来会发生何种变化？

陆大道：过去我们总是讲区域之间的人均GDP，或者区域之间经济总量的差别。虽然国家致力于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并以此作为主要发展目标，但最后要真正实现却是很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内涵跟过去的区域差距相比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在大的宏观格局上，包括地区差距，但重点不仅仅是这个。区域协调发展，包括全国区域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区域内部各个主要要素、主要领域相互协调的问题，还包括中观范围内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我看来，在全国区域经济的大格局上，今天形成的态势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不会变，具有稳定性。

应该说，未来十年，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很难用一两句话表达出来，应该综合地理解这个概念的内涵。我理解，在大的宏观格局上，中国不可能出现重大的调整。在大量的中观层次、微观层次、区域内部的范围，要强调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三维目标。其中，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慢一点，但这是更高层次上的经济增长，是协调发展，为此，需要保证区域内部的和谐。

我认为，内部和谐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涵。

NBD：内部和谐，的确是区域协调发展很重要的概念。日前，成都也提出成渝要相向发展。怎么理解成渝相向而行，对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有何意义？

陆大道：对成渝城市群来说，成都和重庆是两个核心城市。要体现区域协调发展新内涵，要实现城市群发展的内部和谐，当然需要成渝相向而行。

城市群内部和谐，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我看来，一个城市群如同一个人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有五脏六腑，有经脉筋骨，有血液循环，需要一体化协调发展。它内部的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布局、供应系统、要素流动、市场规模，都需要密切配合，相向发展，不要各搞一套，造成内部割裂。没有城市群内部和谐，就没有区域协调发展。

当然，像成都和重庆这样的核心城市，在城市群中，也需要合理分工，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两者之间的竞争当然也难以避免，但关键是要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协同发展，实现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另外，就是在城市群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系上，如何实现更好的协调，可能需要两个核心城市之间加强沟通合作，甚至在中央层面作出安排。

枢纽区之间不应有排他性

NBD：您刚刚提到的，之前努力想所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但很难做到，为什么会这样？

陆大道：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中国三大自然区和地理上的“三大阶梯”，作为影响人类活动的主要力量，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同时，人类经济社会的活动受海洋的吸引是长期趋势，全世界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就像倒丁字一样分布在一部分海岸地带。

就拿经济特区来说，我们国家经济的流向，包括人员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的。深圳、浦东的开发获得成功，说明经济要素是往沿海方向流动的，这是大趋势。

深圳在最初的十多年，实际上更像是香港的新区，第一次能源危机之后西方向外转移产业和资本，已经到了我们家门口了。资金、技术、海外市场、外贸渠道大都经过香港而来，深圳可以看作香港的新区。中央、地方在政策、人才、资金、城市规划等方面给予了强大的配套支持，深圳发展一下子就上去了。

同理，浦东为什么成功，当时上海市范围之内浦西特别拥挤，浦东一旦开发开放，其长江流域腹地的大量资金、机构、人才等都来了。

当然，内地区域也有一些大城市的新区建设得很好，与所在的“母城”的强大支持分不开，其所在的特大城市要有极强的辐射能力。这也说明成功的新区发展是有规律的。

NBD：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向西开放给西部内陆带来了崛起的机会，在您看来，这对未来的区域发展格局将产生何种影响？

陆大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重点一直是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在当今国际化、信息化及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下，我国宏观区域经济正在形成以沿海大城市群为枢纽区、以其广阔的内陆为腹地的“沿海-腹地”型的大经济合作区。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区域大格局。这种大经济合作区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当今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大格局将使我国及其主要区域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长。

在我看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将分别是华北和部分西北地区、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南方部分地区（包括部分长江流域地区）的枢纽区，是我国进入世界市场、世界经济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户与枢纽。其中，首都北京是我国首个进入世界的枢纽及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长江流域部分地区既是长三角的腹地也是珠三角的腹地，枢纽区与其腹地间的合作不能有排他性。

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大板块，三个枢纽区之间没有确定的边界，政策不应该相互排斥，然而从目前来看，物资交流是有的，也都分别与世界进行合作，但内部的合作并不多。

作为西部的龙头，未来成渝城市群在向西开放的进程中，要加强与世界的合作，在中国最新的开放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要在向东开放的进程中，加强与其他枢纽区的合作，对中国进一步构建提升“沿海-腹地”型的大经济合作区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