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开放经济试验区，“由内到外”全面开放的冲锋号

图片出处视觉中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 每经编辑杨欢 编者按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成为我国新时期开放型经济建设的顶层规划和“施工路线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是顺应我国发展阶段历史性变化的内在需要，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也是破除诸多体制性障碍的需要。 在顶层蓝图绘就之后，带动的新一轮开放掷地有声。2016年，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商务部、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工作方案，选择在济南市、浦东新区等12个地区开展为期两年左右的综合试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认为，与自贸试验区相比，开放经济试验区的体量更大。通常而言，自贸试验区强调在一个大城市的某一地区先行试点，成熟一片再考虑扩大规模发展另一片，但开放经济试验区的手笔更大，力度更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际上，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集结号早在两年前就已吹响，那就是目前在全国十二个试点地区，紧锣密鼓进行着的，开放经济新体制的试验。 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开放 如果说，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中国的开放又何尝不是？过去四十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可以说是经历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三波发展。第一波可谓始于八十年代的四个经济特区；八十年代中期，又扩展到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经济三角洲、边境开放城市。其时，开放城市已在沿海城市连成一条线了，这是开放的第二波。开放的第三波则是在邓小平同志南巡后，各地特别是中部各省省会或重要城市所建立的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各类园区。其实，那时各地如何开放、开放的尺度多大都是在边走边干、边干边学的。 自然，这并非中国开放故事的全部。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开放之路走得更快更远。就在中国“入世”的前夜，中国又设立了出口加工区，强调“境内关外”，大力发展加工贸易。自2013年起又设立了上海等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出口加工区模式更是全面升级更新：虽说同样是强调“境内关外”，但着力点其实是在贸易便利化和负面清单模式上。 顺便插一句，坊间通常认为“负面清单”模式是舶来品，其实“法无限制即可为”的做法与中国传统哲学是直出一脉的。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中国哲学多强调“负”的论证。比如，《道德经》通篇找不出对“道”的正面描述，但作者却清楚地指出什么不是“道”。这种论证和今天我们强调的“负面清单”模式何其类似。 两年前，国家开放战略又有了新布局，中央出台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并于2016年选取十二个城市地区作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点单位，试验期两年，旨在探索一条全面开放的全新之路，强调开放与改革水乳交融，力求做到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开放。 国务院汪洋副总理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事实上已把它当成是自贸试验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在组织上强调顶层设计，具体由商务部、发改委牵头，责成十二个试点地区在做足“规定动作”的同时，因地制宜，多做出成功案例，以便为以后在全国全面铺开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也委托第三方机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对两部委统筹工作和十二个试点地区试验做独立评估。笔者也有幸担任评估组执行组长参与其中，见证了这场历史性的改革。 谁在书写历史? 那么，谁在书写历史？哪些地区被幸运地选中成为首批试点试验地区？不同于以前的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先试，这次是东南西北中，大家一起上。但中央在地区选取上，看似无心插柳，实则独到匠心。 首先，山东作为全国三大经济大省，目前的经济体量已跟东盟十国的领头羊-印度尼西亚可以媲美，所以济南作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入选。其次，沿海沿边城市仍是选区的重点，北有辽宁大连、南有福建漳州。广西的防城港因与越南最大的经济特区仅一水之隔，也被选中，其意不点自明：希望防城港能探索出一条沿海沿边有特色的开放之路。 此外，五大城市群作为国家城镇化战略发展的重点，也是开放试点的排头兵。五大城市群中，在京津冀城市群选中河北唐山；在长三角城市群选中上海浦东、江苏苏州；在珠三角城市群选中广东东莞；在长江中游城市群选中武汉城市圈、南昌；在成渝城市群选中重庆两江新区。最后，西安和咸阳的西咸新区作为西部城市的代表，也被列入。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在哪？ 那么，与原来的出口加工区或者是自贸试验区相比，开放性经济新体制的试点试验新在哪？具体负责试点统筹管理工作的商务部政研室沈丹阳主任认为，不同于自贸试验区开放所强调的“由外到内”，通过由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地区的改革可谓是内外联动，是“由内到外”。 事实上，与自贸试验区相比，开放经济试验区的体量更大。通常而言，自贸试验区强调在一个大城市的某一地区先行试点，成熟一片再考虑扩大规模发展另一片，但开放经济试验区的手笔更大，力度更猛：像济南、南昌这样的省会城市都是全覆盖试点。笔者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可以有效地避免部分改革—比如金融开放试点--在小范围内试点难以成效的不足。事实上，原先的上海自贸区开放试点已经取得明显成绩，但因试点面积过小、经济规模不够，许多金融方面的试点经验不见得可以在其他地方复制和推广。 如国务院的指导文件中所强调的，开放经济试验区的开放精髓在于“四新六探索”。开放经济试验区目标就是要建立“四新”：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形成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形成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这四个方面实际上是相互相承的。就是既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但同时也要有政府统筹引导。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一个都不能少。目标是形成全方面高层次开放，已达到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在国际合作中力求共赢互惠。 那么，又怎么做到这“四新”呢？关键是要做好六个探索：探索形成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探索园区协同开放新机制、探索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探索质量效益导向型外贸促进新体系、探索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举措、以及探索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里面其实要做好六个关键词：管理、贸易、金融、投资、产品质量和园区发展。 当然，凡事大多知易行难，这两年来十二个试点地区在六个方面的探索中到底有什么可圈可点？取得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绩，又面临什么挑战？会不会有理论实践两张皮的情况？我们拭目以待。 余淼杰 知名经济学家，青年长江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研究国际联盟秘书长，国家杰青基金得主，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在国内外顶级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经济学专著、教材、时评随笔九部。 获奖情况：发表论文曾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论文，并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曾先后四次获得全国国际贸易研究最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发展经济学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胡绳经济学研究奖、刘诗白经济学奖、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