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新趋势：成都的中心度仅次于北上广深

论坛现场 每经记者 杨欢摄 

每经记者 付克友 杨欢

在中国现有城市群中，谁的人口流动高？除了珠三角、长三角，位于西部的成渝城市群也名列前茅。与此同时，成都的城市中心度，也仅仅次于北上广深。

“这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要高。”12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2017凤凰网财经峰会•中国城市百人（冬季）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并呈现出了新趋势和新特征。

在这次论坛上，来自政府、学界和企业界的十余位嘉宾进行了演讲和对话，对“城市的跃升”进行分析，对“城市的未来”进行展望，希望在中国城镇化的新趋势中，寻找新时代城市群发展的新逻辑。

成都

中国城市空间有三大崛起

“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前两次中国都没有赶上，而现在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王一鸣说，除了沿海三个比较大型的城市群，在内陆地区中国也形成了一些城市群，且具有相当的体量，“比如西部的成渝城市群，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对此，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整体的崛起，中国城镇化第一波的崛起，就是中国中心城市的崛起，中国东部城市的崛起，还有中国一线城市的崛起。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第二波的崛起，也是三大城市空间的崛起，包括：中部城市正在崛起和跃升，二三线城市正在崛起和跃升，成熟城市群周边正在崛起和跃升。

而在中国城镇化的新阶段，城市群的一些大数据特征则和人们通常想的不一样。王一鸣分析发现，就城市群的联系度即人口流动量来说，成渝地区排位较高，在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但是超越了京津冀城市群。而作为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成都的城市中心度，即作为人口集散的中心，更是仅次于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这跟我们原来常规的推理不一样。”王一鸣说。

在城市群的新阶段，中国仍然面临加速推进城镇化的任务。“中国2016年人均GDP是8000多美元，处在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中，但是我们的城镇化水平，比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不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说，中国目前5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至少有1.7亿人没有城镇户口，主要是农民工。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人均GDP8000多美元迈向12000多美元，需要在城镇化上实现攀升和追赶。

崛起的城市：坚强、包容、公平

针对现在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倪鹏飞表示：“城市应该是坚强的。我们发现我们的城市不是坚强的，是脆弱的，看起来很光鲜，外面很光鲜，不能受一点风吹草动的冲击，这是未来很大的一个潜在风险。”因此，他提出新的崛起城市，要变成坚强的城市。

坚强的城市，是包容的城市。城市的跃升，不仅是指城市变大了，城市变好了，或者是城市的产业升级了，更重要的城市要有更多的包容。

蔡昉分析了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农民工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改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近年农民工进城趋势正在放缓，现实中，农民工40岁之后返乡的欲望逐年递升。

“以农民工进城为主要推力的城镇化过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改写了我们城镇化率，改写了非农化率，改写了基尼系数，改写了人类发展指数，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源泉。”蔡昉呼吁，这个过程必须持续下去。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是可以可持续的，但需要深入进行改革。”蔡昉认为，应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留下来，成为城镇户籍人口，“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改变”。

王一鸣同样建议，采取一些公开、透明的积分制来逐步使外来人口能够落户。同时，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比如子女就学，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保体系的问题。

倪鹏飞相信，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把资源都集中在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没有随着市场、企业的需求扩散出去的话，那么就很可能陷入“好的城市越来越好，其他城市却不能一起编号”的陷阱。

倪鹏飞认为，要想避免这个陷阱，需要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即在区域内加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让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接近，这样一来，人口、产业自然就会流动了，“这是一个总体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