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广州市市民对广州的水污染治理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不怕说,广州现有的431条河涌,大部分都还没有达到标准。”温国辉直指广州城市治理存在的问题,“我来当河长,我就是市里的河长。我们开门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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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陈鹏丽 每经编辑 赵桥
10月31日是世界城市日,在这天,作为城市主政者,来自海内外多个城市的市长聚集在中国广州就“可持续城镇化与城市治理”展开了一场“市长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一位中国市长的发言频频获得全场掌声。他就是广州市市长温国辉。
“我知道广州市市民对广州的水污染治理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不怕说,广州现有的431条河涌,大部分都还没有达到标准。”温国辉直指广州城市治理存在的问题,“我来当河长,我就是市里的河长。我们开门治水。”
在广州,治水的主要症结在于上世纪90年代旧楼宇及城中村的居民废水管道错接。“我们在进行‘洗楼行动’,挨家挨户去巡查,排查居民楼宇管道接得对不对,不对的就改过来。这个钱,政府出。”温国辉很坚决。
温国辉(中)参加“市长对话”现场 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广州,古称番禺,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是我国著名的商业都市和水上交通枢纽。此后2200多年来,广州一直是中国唯一长盛不衰的对外通商口岸,如今的广州已俨然从“千年商都”变成“国际枢纽”。在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中,广州的经济竞争力在全球城市中排名第15位。
2017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今年在广州市举行,主题定为“城市治理,开放创新”。温国辉在出席活动时透露,广州现在管理和服务的人口数量有2000万人,本土户籍或常住人口达1400万人,土地面积是7434平方公里。目前广州的经济总量已达2万亿元。一组交通数据是,2016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5973万人次,全球排名第15;广州港货物吞吐量去年完成5.44亿吨,全球排名第6。
温国辉表示,广州在取得系列辉煌的同时,也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成长“烦恼”。
据温国辉介绍,广州目前地下的石油、燃气、电力、工业、供水等市政地下管线达59200公里,“这个管线长度相当于广州到北京单程29~30次,其中石油、天然气、危化品的管道在地下36条达830公里,这些都是涉及到城市运行安全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广州的城市治理要求要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温国辉还提到,除了地下管线的安全运行问题外,广州在发展过程中,也碰到交通拥堵、交通安全、污染治理等系列问题。
在与广州市民代表的交流环节中,温国辉毫不忌讳地说,“我知道市民对水污染治理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不怕说,广州现在有431条河涌,大部分都还没有达到标准,我们还有35条河涌是国家住建部挂牌督办的黑臭水体。我当河长,比如说我是市里面治水的‘河长’,同时我还是天河区车陂涌和沙湾水道具体某条河道的直接‘河长’。”
在城镇化过程中,广州与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出现了很多城中村,大量的宅基楼房与“散乱黑”作坊共存,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污水治理问题凸显。
亲身担任“河长”,自然对这座城市水污染“症结”了然于心。温国辉指出,在广州,一些老旧的楼宇以及城中村,污水管道错接、混接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小区只有一条管下去,各家各户接的时候都接到一起了,雨污并没有分流。”
据他介绍,广州针对水治理问题正在由政府出钱进行系列“洗楼行动”,即挨家挨户排查污水管道的接驳情况,发现错接马上纠正。“这样才能源头上把水污染问题解决,而不是简单地说建多少污水处理厂、铺了多少管道。”温国辉认为。
在今年4月份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广州市政府就曾宣布,广州要在全市4个水环境治理项目上再新增5.5亿元财政预算,加码治涌治污。
“首先,我们要开门治水,从市民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温国辉表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温国辉的这段发言获得在场的海内外市长的频频点头,现场掌声四起。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前市长乔治·弗格森甚至拿过话筒表达自己的感动,“作为一个2000万人口城市的市长,居然连每家每户的排水管都这么熟悉。”
在广州的“治水战役”中,为了加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政府方面还大力推行“河长制”模式,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招募河湖“民间河长”,引导公众参与和监督河长制工作。
“我们还聘请了‘民间河长’,召集民间的监督者和志愿者。同时,我们开了一个治水的APP,这个APP向全社会开放,比如说这条河有漂浮物或者垃圾,每个市民都可以拍下来上传到APP。然后水务部门或者我再将情况转到污染河道的‘区长’、‘镇长’或者‘河长’处。事情解决后,我们再通过APP告诉市民。”温国辉详细解释道。
据了解,温国辉所指的APP是一款由广州税务局推出的名为“广州治水”的APP。
在温国辉看来,通过层层的监督与治理措施,作为城市治理的领导者,他能够知道,河道污染在哪里,成因在哪里,真正管用、有效的措施又是什么。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中国市长协会城市研究顾问李津逵将广州的这种城市治理模式,归纳为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乔治·弗格森也十分认同,“我们的城市治理过程中,一定要鼓励市民参与。”
实际上,中国城市的全民参与在各方面都有体现。徐州市副市长赵立群也在市长对话论坛上谈到,徐州城管局就城市道路保洁也推出了类似向全社会开放的APP,让市民随时对城市保洁进行监督。
世界大都市协会秘书长奥克塔维·德·拉瓦加也认为,在城市治理中,不仅仅是鼓励市民,市民的作用应该体现在城市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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