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一块儿在促成《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时候，达成的共同区别责任或者CBDR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到现在还在坚持这些东西。公约所确认的共同区别责任是多年谈判的基础，所有的分歧、争议、妥协、共识都是围绕着CBDR在展开。

可以这样说，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应该是完美体现公约精神的法律文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规定的义务都用很精确的数字划分出来，每一个国家应该减排多少，应该增加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可以说从法理上已经理清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可惜后来美国退出了。使得这个精准定书没有得到执行，使CBDR受到了动摇，甚至人类当时影响气候变化的进程有可能中断。但是《京都议定书》的贡献启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进入法制化。虽然美国没有《京都议定书》，但是按照公约原则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并且做的也不比欧盟差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