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新闻

    全球乱局下,更需中国智慧

    南方日报 2017-06-16 19:07

    6月3日晚,曼彻斯特血腥爆炸的阴影还未散去,昔日“日不落帝国”的首都——伦敦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尽管在今年发生两起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这一晚,恐怖分子再次刺入欧洲文明的心脏。恐袭致7人死亡,至少48人受伤。

    在南亚和西亚,恐袭事件也接连发生。

    5月31日,一辆携带1.5吨爆炸物的汽车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使馆区爆炸,导致至少9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6月7日,伊朗议会大楼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陵外分别发生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人死亡、43人受伤。

    一个时期以来,世界确实乱相频仍!

    除恐怖袭击的频仍外,地缘战略矛盾回潮、中东等地区冲突后遗症严重,世界经济进入结构性低迷,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传统政治精英进退失据、社会抗议运动此起彼伏……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已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

    “而中国是当今大国中的一个例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稳定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世界更加希望倾听中国声音、借鉴中国智慧!

    习近平主席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动力。

    恐袭此起彼伏

    “我们大获全胜,但也搞砸了结局。”这是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片尾的一句经典台词。该片讲述了美国武装同苏联对抗的阿富汗圣战组织的历史,在影片末尾,美国昔日保护的组织演变为塔利班,为他们提供资金的美国政客威尔逊如是感慨。

    今天,恐怖主义肆虐欧美,又何尝不是自酿苦酒自己喝呢?

    根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编纂的《2016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2015年,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过去一年里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增加了650%,达到577人。其中,一半以上与“伊斯兰国”(ISIS)有关。“伊斯兰国”、“博科哈拉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这四大恐怖主义巨头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到了总体死亡人数的75%。

    乱局早自当年始。

    “这四大恐怖组织的泛滥,要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说起,从美国等国推动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说起,从美国匆忙从中东撤军说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对南方日报记者说,美国反恐战略和中东战略的失败无疑是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重要根源之一。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让阿富汗、伊拉克一度失序。其后几年,自突尼斯开始,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开启了旨在推翻本国政权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抗议、叛乱,战火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迅速蔓延,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中东地区各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

    在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得奈塞的领导下,由来自法国、比利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8个国家的23名学者联合完成了一篇名为《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的著作,以翔实材料揭露了美国通过多年培训的骨干,利用互联网等形式推波助澜促成“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过程。

    “变局后,美国于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中东地区转型异常困难、宗教与世俗势力严重对抗、教派冲突频仍、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武器扩散、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难民问题严重……这些都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坐大创造了条件。”刘中民说。

    刘中民说,近年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都多多少少与“伊斯兰国”有关。该极端组织之所以频繁发动恐怖袭击,主要是一些来自中东以外地区的“伊斯兰国”成员纷纷撤回本国或者以难民的身份涌入各地;一些欧洲等国本土人员因长期边缘化,受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感召,也在本国发动独狼式袭击。

    美国看似赢了战争、推动了它标榜的所谓民主运动,在自由主义旗号下大力输出价值观和制度模式,但它又像几十年前一样,搞砸了结局。

    然而,这苦果却要全世界一起来尝!

    全球治理遭困

    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国优先”的原则,正式宣布,美国将停止落实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

    人们还记得,9个月前,中、美两国元首才分别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当时世界舆论认为,中、美已超过欧盟成为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头羊”,各国都不要拖后腿。

    然而,9个月后,一切都变了。欧美学者已经在警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步入异常危险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详细描述了二战爆发前的世界:因为当时的霸权国——英国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新崛起大国美国又退回了孤立主义状态,造成全球经济体系脆弱,进而导致了“贸易战”和“汇率战”,最终爆发二战。

    再观今日的超级大国美国。“尽管美国相对衰落,但按照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中有关霸权依赖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支柱的指标进行考察,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霸权实质性衰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冯玉军分析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巍认为,今天的美国是基于狭隘的自利原则,自愿放弃国际责任,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步入异常危险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终身讲座教授辜学武分析称,美国当前的方略就是要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和边界控制来促使资本回流、产业回流和工作岗位回流美国。“以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治国,如何会有动力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呢?”他说。

    然而,当前全球最紧迫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这更需要大国的引领作用。

    冯玉军分析说,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贸易自由化受阻和全球价值链确立、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基本定型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下滑。另一方面,WTO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普惠性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被多方所忽视。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统计发布,2016年全球商品进出口同比增长1.2%,增速低于2015年的2%,为2009年进出口大幅下降以来的最低增速。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壁垒增加。

    即便形势如此,今年初,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还是宁可让二十国财长不欢而散,也不愿签署一个带有“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条款的共同宣言。

    “美国代表团在巴登巴登的表现让人明白,华盛顿在颠覆现行自由贸易体系上是铁了心了。”辜学武说。

    西方治理的内部挑战

    让近来的世界变得混沌与焦灼的,还有来自诸多国家内部社会分裂、经济停滞、国内治理不善,其中西方发达国家这些问题对全球政治的影响颇大。

    冯玉军说,全球化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增长,但是迅速增长的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世界范围的贫富阶层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全球化的得益者主要是那些拥有资本、资讯、知识技能密集以及精通国际语言的精英阶层。未能融入国际经济网络,或者体例劳动者与很多传动产业,往往面临全球化尤其是移民潮的巨大冲击。

    据去年CNNMoney的文章,根据美国政府最新的数据,美国排名前1%富人最近10年的收入翻了近3倍,与此同时,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过去10年仅仅上涨了18%。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

    除了贫富分化,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还分析了多种治理难题。他说,世界人口发展失衡,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减缓其经济发展速度,增加了社会福利负担、养老保障和公共卫生支出,而贫困地区向发达国家大城市的移民,造成这些城市聚集大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和新移民,城市骚乱更加频繁。

    “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人口加速流动,促发了许多群体的认同危机。”王缉思说,在欧洲国家,来自北非、土耳其、巴尔干等地的移民中,有相当大数量的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群,难以融入欧洲本地社会,深化了文化、语言、种族、宗教、政治方面的认同危机。原住民对新移民普遍存在排斥、歧视的心理,很容易受到右翼保守势力的蛊惑。尤其在所在国经济低迷、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大规模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愈发加深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引发骚乱和暴力活动。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迅猛发展,个人和群体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力量上升。”王缉思说,凭借脸谱、推特等自媒体工具,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思潮通过网络迅速传播扩散,冲击着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家权力界限。

    这些新的推动了民粹主义的蔓延,也对传统政治模式提出了挑战。王辑思分析,人们对现存政治建制及为其建言、辩护的知识精英的怨言越来越多,另一部分知识精英和利用反建制情绪的政客,则煽动排外情绪和民族主义。于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在国内治理不力、政治极化严重的趋势下,排外情绪越强烈,对外政策表态越强硬,就越容易得到国内政治支持。然而,鼓吹本国第一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既无助于解决国内经济下滑、公正缺失的问题,又会造成内外交困的恶性循环。

    “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传统政治精英进退失据、社会抗议运动此起彼伏……”冯玉军说,西方各国的治理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也搅动了全球政治。

    全球瞩目中国智慧

    “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充满混沌与焦灼的新时期,在和平与冲突、发展与衰退、开放与孤立、自由与保守之间,人类正面临着再一次重大的权衡与选择。”冯玉军分析道。

    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把目光投向了持续稳定繁荣的中国,希望借鉴中国智慧。

    针对全球变革与治理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一个负责任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智慧,多次阐发中国对国际秩序之变和全球化挑战的看法,核心就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动力。”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这样分析。

    近5年来,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构画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饱含中国传统哲学与历史担当的宏伟蓝图。

    ——在世界范围内稳步构建平等、和平、包容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新型大国关系、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陆续建立;主张各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呼吁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标本兼治,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推进全球化进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呼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呼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呼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强调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做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推动器”。

    ——倡议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激活沿线国家的增长潜能,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着力开创一个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时代。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落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推动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达到80%以上。在新的历史时期,亚欧大陆上正在铺就和平、繁荣、开放、文明之路。不同文明间互利共赢,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分享中国治理经验

    “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外延,对全球治理提出的建议,也基于中国国内治理的智慧与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世界各个国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够推动改革的国家只有中国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

    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的时候,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国道路。他说,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主席说,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中国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快步前进。这是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中国坚持通过改革破解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勇于破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近4年来,在之前30多年不断改革的基础上,又推出了1200多项改革举措,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这是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

    金灿荣说,中国是当今大国中的一个例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稳定岛”。中国道路,让中国经济保持了近40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至今仍然保持着活力。面对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治理困境,美欧等西方国家最需要的是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难以突破,“很多领域不但难以推进,还往往引发政局动荡”,反观中国,改革开放推进了30余年,在近4年里,还能继续推出了1200多项改革举措,解决了很多体制上的难题,“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在西方国家,不可想象。”

    “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不能低估,中国人要自信点。”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出席一场论坛时回忆了6年前,他与著名学者、《历史的终结》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世纪之辩”。

    当时,福山认为现代政治秩序需要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张维为建议他再加上“某种智慧”。张维为说,这些智慧主要包括:一要看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力量,胜出的可能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二要看一个国家能否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要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纪所面临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战,没有这样的能力,社会将分裂、体制将僵化。“世界各个国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够推动改革的国家好像只有中国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他说。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中国本国治理的成功。”金灿荣说,应对全球变革与治理难题,中国的关键在国内。而中国也需要坚持创新、继续深化改革,不断用自己的实践、智慧与各国一道,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程。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智慧有助于破解全球乱局,可以说是迷航中的一盏航标灯,“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正是中国智慧的一种高度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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