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颈凸显——
单兵突进无法涉过改革深水区，如何撕开突破口？
王靖的办公室在浦东新区政府办公楼第二十层，天气好时能看到远处的陆家嘴——上海自贸区金融片区的核心区域。2014年2月，她从上海市政府机关处级岗位上提任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一年半后任浦东新区副区长。那段自贸区初创的日子让她难忘。
在第十二层楼办公的另一位副区长管小军，更牵挂川沙新镇。2014年6月，时任浦东新区发改委主任的他，调任川沙新镇党委书记，走出机关去读懂基层。
这两位70后，都是2013年在上海市委一号课题“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调研中脱颖而出的后备干部。
改革千头万绪，“一号课题”为何聚焦“年轻干部”？
2012年底，上海市委调研发现，1931名市管干部，55岁以上占50.6%，意味着5年内一半以上面临退岗退休；45岁以下的正职仅占3.6%，副职也只有13.8%。
“很多局、处级干部缺乏基层经历。市委换届，找各方面优秀的年轻干部很难。”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健麟回忆道。
中央巡视组当时给上海反馈的一条重要意见，也是年轻干部培养选拔问题。
不仅人才告急，步入改革深水区的上海，面临一系列挑战：
2012年，上海GDP首次突破2万亿元，常住人口连续19年负增长后再次正增长，达2380万，土地、环境、安全压力不断增加；
这一年，许多小人物的故事引发关注：市民秦岭给市委领导写信，诉说身为退休工人的父亲患癌就医种种艰辛；一些外地速成鸡流入快餐店，舆论和消费者追问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转型发展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2012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写道：社会结构快速变化，平衡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难度越来越大；特大型城市的物价上涨、食品安全、收入分配、养老服务等民生问题更为复杂……
瓶颈凸显，怎么破？
到基层去——
扑下身子寻找真问题，决策才能接地气、有底气
深入基层调研，是上海市委推进重点工作的传统。
“要让基层一线的干部群众畅所欲言，顺耳的要听，刺耳的也要听。了解真问题，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
“一号课题”的选题均来自基层调研，解决问题的路径也是调查研究，既搞清楚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又从基层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课题将大调研作为干部选拔新方法，分两批选派20个调研组，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一线等180多家单位，地毯式摸排，与1.66万余人次谈话，发现一大批原来不在组织视野内的优秀年轻干部，突破了原有机制的局限性。
2015年“一号课题”是“加快科创中心建设”。早在2014年6月，上海市4套班子已组织到政府部门、区县、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一系列专题调研。“半年理清一个重要思路：加快科创中心建设，政府担当什么角色？”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刘岩介绍说。调研形成两个专题报告，最终推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22条意见”。
“创新社会治理”课题确立之初，上海市委集中了41名同志组成4个调研组，走访152个街镇、228个村居，座谈访谈4700多人，历时4个月，找准了基层治理症结所在。调研组还在延吉街道发现了一个“好东西”——睦邻中心。
2010年，延吉街道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知行社工师事务所，整体托管第一睦邻中心——涵盖居委会、用餐中心、党员服务中心、亲子园等。短短几年，10多家社会组织每年服务居民5万余人次。
“政府花钱不多，百姓却有了获得感。”时任杨浦区委副书记唐海东回忆道，“居委会未必做得了的养老等问题，社会组织接手，做得好不好，有一套评价机制，还和收入直接挂钩。”目前，睦邻中心在杨浦区发展到52个。
激发居民自治，引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延吉街道调研成果，被写入市委社区治理“一号课题”的“1+6”文件。
谋势在先——
用调研得来的底气，找准中央要求与上海发展结合点
2013年到2016年，上海每年推出的“一号课题”，都事关改革发展大局，既撬动一个领域的变革，更带来全方位创新突破。
“市委选择‘一号课题’必须综观大势、立足大局，将中央要求和上海实际、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和谋划长远发展紧密结合。”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说。
“要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需要长期积淀，不能‘大跃进’。”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说。
上海不是不要速度。科创中心要有全球影响力，得拿出“国家队”的实力担当——上海加速打造世界级基础研究平台，2016年2月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才一年便汇聚世界科技前沿的诸般利器：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平台等顶级大科学装置，当年立项、当年开工，“上海速度”不含糊。
加快科创中心建设着力点，更落子改革体制机制、营造鼓励科创环境。
上海加快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出台这一年，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爆出“大新闻”——15项新药研发成果成功转让，合同总额超8亿元，达到前5年科研成果转化总额；5个化学新药获临床批件。
这归功于体制机制改革提速。论文导向被扭转了，获临床批件团队可获高级职称评审名额，获新药证书更奖励2个正高、4个副高名额。成果收益按“5∶2∶3”比例分配：收益七成归团队，其中五成奖给发明人，两成给予团队进行后续研发，剩下三成“反哺”所里。
新药研发期人员变动怎么办？“世袭制”让大家安心：一位退休近10年的老教授，当年参与的新药研究成功转化后，她仍拿到一大笔奖励。
“做药周期长、花钱多、风险大。治疗老年痴呆，全球14年没出新药，1000亿美元砸进去，失败率99.6%。我们正研究一系列治疗老年痴呆的药，有的进入三期临床研究了。”副所长叶阳说，“我们都希望造福人类，激励机制就要激发这一正能量。”
核心是人——
基层组织从抓经济建设转为公共服务，增加群众获得感
叶阳们的期许，也是“一号课题”愿景——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和增强群众获得感紧密结合。
2014年，社会治理创新成了“一号课题”，让“基层增能力、组织有活力、群众得实惠，让基层干部眼睛为之一亮，更要让基层群众眼睛为之一亮”。
基层社会治理变革，关键要让街道工作重心从经济转到公共服务。大调研后提出：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功能。
一石激起千层浪。
“压力大啊！经济上不去，拿什么服务群众？”唐海东说。杨浦区在上海中心城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十多年前经济垫底，近几年争到中游，和大力招商引资分不开，街道招商引资比重占全区1/3。
不改革，街道哪有精力抓公共服务？
杨浦区咬牙取消十余个街道招商引资功能，500多名街道招商人员，约1/3整合到区级招商团队，街道则为落地企业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
区级层面统筹，避免街道同质化竞争，提高了招商效率。2016年，杨浦区新引进注册资本492.6亿元，同比增长128.9%；新引进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上企业291户，同比增长341%；新引进企业贡献区级税收3.41亿元。
街道不再为挣钱操心，运转经费由区级财政通过预算全额保障，工作重心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创新能力泉涌：全区52个睦邻中心成为百姓会所，微信邻里平台拉近街道、社区和居民距离，87个“两新”（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品牌服务6000多家创业企业……
“创新社会治理”，让全市4000多名符合条件的居民区书记进入事业编制或享受事业编待遇，4.3万名基层人员纳入首批社区工作者队伍，城管等部门执法管理下沉，4000多家社会组织“活”了。
上海市长应勇强调，基层基础工作是否加强、群众关注问题是否解决，是工作成效的衡量标准。
衡量成效的大考很快到来。
2016年，上海禁燃烟花爆竹，街道成了主阵地，告知书由居委会一一送进千家万户；除夕、元宵夜，街道干部、社区志愿者和民警一起值守，不少居委会设置烟花爆竹回收点，“礼品换烟花爆竹”，或提供电子爆竹——2016年、2017年春节期间，上海外环内“零燃放”令人惊喜。
留下什么——
“一号课题”永远在路上，改革路径可复制、可推广
从“创新社会治理”1+6文件，到加快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从“史上最严”交通法规，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呼之欲出，“一号课题”带来诸多制度创新，及时有效固化了改革成果。
“一号课题”按年度推进，课题了结并非改革结束。改革突破最艰难的瓶颈后，正向纵深延展。
政府部门必须自我革命。权力、任务下沉基层，街道权力大了、可调动资源多了，新的问题又来了：过去，基层和“条”上有冲突，现在出现了和“块”的矛盾。韩正有针对性地指出，“市区条线部门眼睛要进一步向下，工作进一步向居村靠拢、对标，更好适应基层体制机制和职能变化，把好街镇事务准入关，将基层负担切实减下来。”
改革要持续、长效，必须依法依规。闵行区摸排违法用地、违法建筑等“五违”问题，仅税收一项，会影响上百亿元。牵涉利益面太广，拆得动吗？
那就先拆党员干部的！闵行区七宝镇晒出干部家庭违法建筑统计表，1770名公职人员中，398人有违法建筑。不肯拆，就依法依规强制拆除，还要从严问责。
拆违从此势如破竹。2016年，闵行区完成全年拆除1000万平方米违建任务。
“一号课题”引发改革的乘数效应。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再接再厉、乘势而上，预计今年继续拆除违法建筑5000万平方米以上，并与郊区中小河道治理、环保违法违规企业整治结合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整治。
张江高科技园区运行8年的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接待用户3万多人次，发表论文3200多篇；当今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首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吸引国内外1.3万多人次科学家，开展2000多项重大研究。一个冲击科技前沿的创新生态氛围正在形成。
宝山区委组织部长李峻正计划区里的“年轻干部大调研”，“全区714名处级干部，平均年龄50岁，80后仅13人”，他着急。47岁的李峻也是2013年“一号课题”选拔上来的干部。他和王靖、管小军们一起，正接过改革接力棒……
每日经济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