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就没有《人民的名义》|专访编剧周梅森：没人要求我写到副国级贪官

每经影视记者 丁舟洋

每经影视编辑 杜蔚

火了一周的《人民的名义》，在反腐题材强势回归影视圈的同时，引起大家关注、讨论最多的就是剧集中演员们的表演，但却忽略了《人民的名义》的幕后推手——从一个写作者、一台电脑、一段长时间的枯坐，再到荧屏上的精彩纷呈，这部现象级的电视剧，得从编剧周梅森这个接力棒的第一棒说起，因为他才是整部剧的灵魂掌舵者。

“想到了会有很好的市场反响，但没想到竟有这么好。”61岁的周梅森在接受每经影视（微信号：meijingyingshi）记者专访时说，浓重的江苏口音中透着欣喜。更让他欣慰的是，《人民的名义》观众群里60%都是年轻人，而且女性观众超过男性。“这我也没料到，过去我的戏都是男性观众超过女性观众。”

▲《人民的名义》豆瓣评分为8.7分

连李达康书记都被做成双颊绯红的萌萌哒表情包满天飞了，女性观众的力量可见一斑。

而当大家谈起《人民的名义》小说、剧本、连续剧时，言之必说其“尺度大”。其实周梅森认为，这种尺度并不在于反腐反到哪个级别了，而是一种对中国政治生态全面反思的尺度，这种尺度体现在对官场语码体系的解构。比如一场会以后，大家只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这背后真实的逻辑是什么？“可能一个决策者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也可能他嘴上说东，心里想的是西。”

“要不是周梅森对政治小说的驾驭能力，我也不会做这个戏。”《人民的名义》导演、制片人李路对每经影视（微信号：meijingyingshi）记者表示。

▲《人民的名义》海报（图据：视觉中国）

诚然，没有近二十多年对官场台前幕后的深入观察和积累，写不出那种让中国人看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周梅森看来，中国的政治看似离老百姓很远，实际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无一例外。“我的责任，就是做这个大时代的在场者。用我的心、我的笔，来反映这个社会巨大的进步，和由此伴生的各方面问题。”

可是，距离上一部作品的问世，周梅森已沉寂了八年。

2004年广电总局一纸通知，先后对反腐剧和涉案剧进行整顿，从此两大红极一时的题材双双退出黄金档，反腐剧也进入长达十年的“冬眠期”。 2014年，最高检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走马上任，发现中央反腐如火如荼但竟没有人愿意碰反腐题材影视剧。

范子文和老朋友周梅森联系希望周梅森写一步反腐剧，可周梅森深知这其中艰难，疑虑重重。“近十年来，我写写停停，也没有写出反腐电视剧。我惹不起，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不让弄我就不弄。”

▲周梅森的作品《国家公诉》被拍成电视剧，豆瓣评分7.3分

在范子文的动员下，周梅森终于同意出山。同为江苏人的李路听闻周梅森“开工”了，嗅到了好作品和商机的味道。“他带了两瓶茅台酒来灌我，我喝多了，也答应把这部戏交给他。”周梅森笑着对每经影视（微信号：meijingyingshi）记者说，“但其实我是深思熟虑的。”

“大家怀疑，李路之前毕竟是做贴近生活的电视剧比较多，他过去从来没拍过类似的政治题材。”周梅森解释道：

“我的想法就是，第一，他有这个信心、决心、野心，想把这个剧做到最好。第二，他的年龄接近50岁了，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他也做了南京电影厂副厂长，对中国的官场体制非常清楚。第三，他的作品非常细腻，在对细功夫的把握上水平很高。反观我之前的电视剧，《国家公诉》《绝对权力》，气势很大，但往往拍出来会显得粗燥。”

“我的性格是，既然让我弄，就要按我的艺术构想来做。”周梅森说，没人给我定必须写到副国级，或不能写到副国级。

“我写一个星级大省的政治生态，一把手起决定作用，这是中国的现实。这个省的一把手把干部队伍带坏了，自己升上去了。我要把他写上去，他下台了的话，这个故事就不好看了，所谓的‘政治资源’也就是‘大后台’也无法在剧作中进一步展示了。”

独家对话▶

资本与艺术这一次终于相爱而没有相杀

每经影视：现在影视创作与资本的状态是“相爱相杀”。尤其是当影视作品与上市公司业绩对赌扯上关系时，很多扭曲文艺创作常识的怪现象就出现了。《人民的名义》在创作过程中会遇到类似的困惑吗？

周梅森：李路是导演，也是制片人。我是编剧，我也是制片人。他出品了很多片子，我也出品了很多片子，所以我们俩的合作，是两个明白人之间的合作。

我们俩都是艺术家，不能接受资本的压迫，资本不能来干扰我们的创作，必须是创作者说了算、艺术说了算。所以我把李路推荐给了检察院，不但让他当导演、也要让他当这部戏的制片人。签两份合同，编剧签给我，导演、制片人合约签给他。这部戏必须是最高检的范子文、李路、我，我们三剑客说了算。

这中间经历了顶着资金缺口也按时开机的巨大压力，我们一度绝望。李路准备卖房子，我准备卖股票了。但好在开机后不久找到了合适的投资方，湖南卫视的定金也打过来了，我们终于可以不为稻粮谋，一门心思地扑在创作上了。所以这部戏能做出来，李路这个家伙，功不可没。

我们对艺术负责、对作品负责，我们也对投资方负责。为了保证品质，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允许资本欺压创作。但我们也绝不瞎花，不欺骗投资方。最后的市场回报，也证实了这一点。

每经影视：大家都爱说“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现在大量国产电视剧感觉全长着一张面孔，太多桥段堆砌。《人民的名义》怎么避免套路？

周梅森：我第一次给拍摄团队开会，我就说，这部戏要记住一点：不准任何人拍桥段、拍套路。每个环节都必须是创作而来的。将来，我们这部戏要拿到大学课堂里去讲的。

我从来不敢愚弄观众，把观众当傻瓜。我尽自己的所能，把心交给观众。这部戏的“编、导、演”都体现了原创精神。这不是几个段子手攒出来的烂东西，是我们团队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那些市场剧怎么比啊，他们没法比。

每经影视：您过去这么多反腐小说，会不会有无力感？会不会问自己写了这么多，社会到底有没有改变？

周梅森：我是作家、艺术家，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提供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创作，怎么改革、怎么解决不是我的事情。我仅仅是真诚的去反应这个大时代，这是我的分内之责。怎么解决，超过了我艺术家的本职和能力范围。

每经影视：现在满是仙侠剧、网络IP剧，关照现实生活、社会问题的剧很少，您怎么看？

周梅森：这些剧我都没去研究，我也从来不看。包括吹到天上去的《甄嬛传》，打开电视看了三分钟我就关掉了。这种东西我不喜欢，我不是市场研究者，我也不是评论家，我就是一个专注于自己业务的作者。我的业务就是观察这个社会，关注当下，做我们这个时代巨变的记录者，用我的心、我的笔，来反映这个时代巨大的进步，和它各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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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做一个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

40多年前，十多岁的周梅森在煤矿工地里半工半读时，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里得到一本旧书。这本前面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十几页的书，将周梅森深深吸引，让他从此与文学结缘。后来他才知道，那本书叫《巴尔扎克传》。年轻的周梅森心想：“我要做一个巴尔扎克。”

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周梅森后来的人生轨迹也有几分相似。

巴尔扎克是一个精力旺盛、百折不挠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曾沉浮商海，办过肥皂厂、印刷厂，都以失败告终。巴尔扎克拓宽了文学的题材，社会各阶层、生活全风貌，无不成为书中所述。

回过头来看周梅森，当时连初中都没念完、错别字连篇的他，狂热的想要成为一代文豪，唯一的方式就是用超强的勤奋笔耕不辍的写下去。“坚持了9年，写了一堆文字垃圾，终于诞生了第一部著名小说。踏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周梅森在十年前的以此电视访谈里，曾自述道。

文学重塑了周梅森，但彼时版权费的微薄回报仍让周梅森的生活过得局促。矿工出身的他，有着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渴望。90年代初，在下海经商的浪潮下，周梅森也怀着创造财富的渴望“下海”了。他承包过高速公路修建、倒腾过房地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下海一场，只收获了阵阵海风”。

1994年上岸几天，周梅森响应当地政府要求作家“下生活”的倡导，到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副秘书长去了。这段经历开启了周梅森创作的“下半场”，充分了解了国家政权的运作形式，也有了此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绝对权力》等政治题材的长篇小说。

他也投身股市，是90年代初江苏省最早的十个大户之一。“在文学界提起周梅森响当当，在经济界我狗屁不是，比我赚钱多的人多得是。但我是自己当家作主，我的性格就是永远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周梅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巨变下，周梅森是在场者，也是亲历者。经商的经历、挂职的经历，都成为了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来源，他的小说内容涉及反腐、大规模经济建设、股市风云、各色人物的崛起与沉沦等。

周梅森的政治小说也常改编为电视剧，周梅森还多次亲自操刀担任制片人，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

记者手记▶

热闹终将散场，而《人民的名义》留给影视界的启示意义却值得让人回味。

从原著诞生到社会热捧，“回归常识”四个字，在《人民的名义》中扎扎实实的做到了。

这些常识包括：坚持原创、深入生活、文艺作品要敢于揭露现实、要尊重原著者在影视创作中的权利、资本不能干预创作、创作不能被网络IP裹挟、要有敬畏心对观众真诚……试问哪一条不是老生常谈？哪一条不是各位影视大佬们整天挂在嘴上却很少真正践行的？

就像去年6月李安告诫中国电影界“慢一点、急什么”，当时所有人都很激动的刷屏，出了那个门，又有谁听进心里去了？《人民的名义》也是如此，每个人都不可复制，周梅森的性格、经历只属于周梅森。但被周梅森走通了的这条创作之路，或许会因为有这部现象级作品，而使得常识的光芒更清醒、更坚定。

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乐见《人民的名义》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