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中央要牵改革“牛鼻子”给社会资本带来哪些信心

◎周子勋

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强调，面对改革的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要牵住改革“牛鼻子”，既抓重要领域、重要任务、重要试点，又抓关键主体、关键环节、关键节点。哪里矛盾和问题最突出，哪个疙瘩最难解，就重点抓哪项改革。

中国经济短期已经企稳，完成全年目标基本无虞。中国GDP增速已连续3个季度保持在6.7%，进入四季度，10月份官方及财新PMI指数都达到51.2，在临界点之上明显回升，制造业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政治形势，尤其是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企业投资意愿下滑等多种不利因素之下，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取得了一些进展，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以及企业效益加速恶化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就业形势确保了基本稳定。

经济稳定大大增强了中央推进结构改革的底气。实际上，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反复强调不搞“强刺激”，要通过主动的体制机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来挤掉中国经济存在的泡沫风险，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功能、激发民间活力。

事实上，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抓住关键改革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当前，国内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依然十分严峻。从资产回报率看，很多投资是低效的。最典型的是中国房地产行业扩张。如果这个行业仍在吸纳大量投资，那无疑是在制造新的结构性问题。

与之相似的还有国企投资问题，由于国企得到资金的成本较低，并且还带有一定的政府推动，往往造成这样投得很多，但资产回报率却在降低。从企业层面看，国内信贷的流向大概有30%左右流到了国有企业。随着持续多年的信用扩张，国内负债规模已经十分惊人，尤其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已攀升至比较危险的地步。

财政部数据显示，8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大致为66%。具体而言，国企资产总额约1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1%；负债总额84.6万亿元，同比增长17.5%。国企负债增速虽然有所下行，这与今年以来国企去产能、去杠杆的进程相一致。但整体来看，未来去产能、僵尸企业出清的工作仍然十分艰巨，已经取得的这点成绩还不能算十分牢靠，还存在出现反复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三季度宏观报告显示，由于债务的自动攀升机制，中国总体债务率(总债务/ GDP)预计从2015年的252%上升到261%，上升9个百分点。总体债务快速上升局面改变中国“债务-投资”增长模式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有可能陷入“借新还旧”-“借新还息”-“资产负债表恶化”的困境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超九成上市公司依然存在“吃补助”的现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A股有2752家上市公司拿到政府补助款，占上市公司的93%；补助总额为714.98亿元，较2015年前三季度增加了76.87亿元。

如果连已经获得资本市场融资支持的这部分中国最优质的公司都需要大范围政府补贴，将越发凸显出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这不仅有可能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也会进一步加大财政压力、削弱供给侧改革的减税空间。

受大经济环境不断恶化、投资回报率低以及国有企业市场挤出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社会资本投资意愿低迷，今年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速是2.5%，外商投资到位资金同比负增长21%，这反映出了市场对国内经济的预期并不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当经济低迷、市场不佳时，可投资领域也在不断收缩，这种情况下，国企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显著增加。过剩资本从股市到楼市、大宗商品四处乱蹿，就是不进实体经济。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央行在8月份以后逐渐开始引导市场资金利率上行，这其实就是因为经济稳住以后，应该防范房价和物价上行的风险，而央行能做的就是适度提高资金成本，来降低经济中的投机需求。

客观来说，要突破经济困局，确保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大力推动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把各项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改革目标。

诚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处在起步阶段，市场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资源配置的效率亟须提高。政府有形的手很强，市场无形的手很弱，常常还会回到旧轨道上。因此，应该加力推动国企改革，极大地释放市场空间，鼓励民营资本加快发展。

最近，不少经济学家也纷纷呼吁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改革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日前表示，新常态下增长战略不是“等”、熬”、“忍”，不是静待经济自动向好，而是包含了一整套克服当前困难、争取经济长期向好的战略技术安排，包括打好歼灭战，塑造有效政府，依靠有为干部等。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另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任务，抓紧完成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可以相信，随着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定调，以及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年经济政策的脉络将会愈加清晰。

应对中国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时，与货币、财政政策相比，更重要也是更根本的，还是要大力推动改革，要从体制上实现突破。只有政府改革制度、保障权力，市场才能对政策前景形成积极而明确的预期，企业家对未来才有信心，社会资本才敢做各种投资。

说白了，改革可以看成政府与市场的一种利益交换。掌握得好，可以双赢；掌握不好，不论是政府想推动的PPP也好，还是吸引民间资本接盘国企不良资产也好，都很难产生太好的效果。未来中国的改革应该以体现效率的“市场化”和体现公平的“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目标，所有的制度设计、不同层次的改革目标设定、改革措施和手段安排，应该考虑围绕这两个目标来进行。

（作者为《中国经济时报》社评理论部评论员）